令人细思极恐的“婴儿器官移植”

由上海交大附属仁济医院医生主导的“婴儿器官移植”，于今年年初发表在了《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上，文章的题目是“供肾者最低体重和年龄：体重小于1.2公斤的早产新生儿肾整块移植给成年受者”（The minimum weight and age of kidney donors: en bloc kidney transplantation from preterm neonatal donors weighing less than 1.2 kg to adult recipients）。

这篇论文报告了两个移植案例，都是使用新生婴儿的肾脏移植给晚期肾衰病人。

第一例是早产女婴，出生时胎龄29周，体重1.07公斤，她那只有鹌鹑蛋大小的双肾，被移植给了一名身患尿毒症、体重75公斤的34岁女性。

该移植手术历时近10个小时，由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肾移植亚专业负责人张明主任医师主刀，而张明也是这篇论文的主要通讯作者，器官移植发生在2021年8月。

第二例也是一名早产女婴，出生时胎龄29周零5天，体重1.17公斤，双肾总重量只有27克，被移植到了一名患有终末期肾病、体重46公斤的25岁女性。该手术也是由仁济医院的移植团队主导完成，器官移植时间为2022年1月。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宣称，第一例和第二例移植案例中的女婴，其父母分别在她们出生后的第2天、第3天便同意捐献肾脏。然而，一个基本的医学常识是，肾脏在体外保留最长时间为24至48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张明的团队必须在婴儿出生后的3—5天之内，完成移植配型以及肾脏移植手术。而党国这个反常的“超高效率”背后却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

婴儿器官早在娘胎里就被觊觎？

据大纪元记者江枫报导，2023年3月4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外科、医学影像学、生理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副教授哈尔佩（Zain Khalpey）告诉大纪元，器官移植通常需要1周到14周的时间来交叉匹配患者。

哈尔佩教授说：“你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测试，以确定供体和受体是否匹配。这些测试包括血液和组织分型，以及交叉配型，以确保兼容性，尤其是与肾脏的兼容性。”

哈尔佩教授还表示：“完成（移植前配型）步骤所需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器官的可用性，测试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以一般来说，新生儿肾脏移植配型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

此外，美国巴恩斯犹太医院网站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健康网站显示，对器官捐赠者的评估，包括供体配型，可能需要1到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而且，尚未出生的婴儿不可能在中共官方所谓的“器官捐献系统”中登记注册。

然而，张明团队却在两名新生儿出生1天和3天后就摘取了她们的肾脏，并成功移植到了两个成年人身上。

哈尔佩教授推测，早在婴儿还在娘胎里时，医生就已经瞄上了她们，并通过抽取羊水完成了配型。

而对于仁济医院移植团队已经摘取了22例新生儿的肾脏，并“成功移植”，哈尔佩教授感到担心，“令人怀疑他们在将新生儿作为用于生产器官的机器”。

哈尔佩教授说，“如果婴儿或新生儿的肾脏被移植，它会（在受体内）持续很多年。这就是（中国医生）使用新生儿器官的吸引力所在，因为在他们的肾脏上导致排斥反应的抗体数量不多。”

《美国移植杂志》的计算分析凸显出“中共活摘器官”

2022年4月，《美国移植杂志》对1980年至2015年间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838篇移植论文进行大规模计算文本分析，发现中共移植外科医生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供体”规则，很多“捐献者”在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中共医生就摘取了他们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器官。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3月，《广州日报》的记者报导了对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采访，黄说：“我2012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

有民众听到后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这说明，2012年11月之前，黄洁夫主刀的所有肝移植手术，供体肝都不是自愿捐献的。

而2013年5月，黄洁夫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麦克唐纳（Stephen McDonell）说，他已有两年没有从死刑犯身上移植任何器官了。

也就是说，从2011年5月开始，黄洁夫就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

那么，2012年，黄洁夫在11月前做的近500例肝移植手术，使用的肝脏，既不是自愿捐献的，也不是死刑犯的，那么，这些器官究竟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2017年2月6日，《科学》杂志在其网站发表记者署名文章，报导国际肝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的官方期刊——《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撤销了浙大附院郑树森的论文，并终身禁止他投稿，原因是担心“其肝移植安全性数据研究所涉及的器官来自中国死囚”。

《国际肝杂志》是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覆盖全球4,400多家机构，该期刊的主编称：“撤稿原因并非论文数据造假，而是缺少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除非我们得到了详细的、透彻的、无争议的证据，证明‘所有’器官均来自DCD（脑死亡器官捐赠）志愿者。”

相较于《国际肝杂志》对郑树森的论文撤稿，哈尔佩教授对于《美国移植杂志》接收并发表上海仁济医院张明等人的论文感到惊讶。

哈尔佩认为，杂志编辑应该向论文作者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婴儿的父母是否有知情和同意？婴儿的父母是否是良心犯和弱势群体？

值得国人警惕的“民间大规模基因筛查”

胡鑫宇离奇失踪死亡案，让全国亿万民众进一步看清了“人矿”是怎么回事。而事实上，中共不仅仅是盯上了青少年的器官，正如哈尔佩教授所推测的那样，早在婴儿还未出生时，中共就瞄准了他/她们的器官了。

事实上，早在10年前，中共已经系统化地给孕妇测定基因，掌握婴儿的基因图谱。而这其实与器官移植所需要进行的血型、遗传病学等诸多配型准备工作有直接关系。

根据中共媒体报导，江西省多个地方，包括胡鑫宇所在的上饶市，就是产前基因筛查的重点地区。

这不免让人想到，中共很可能早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数据库，以便从中国人还是胎儿/婴儿起，就早早地了解他/她们的器官配型。

《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曾在网上写过这么一段话：“价格高昂的器官移植生意将兴隆起来，原因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基因数据被资本掌控了。他们会在海量的基因数据中轻易找到与移植对象配型的人，然后这个人就失踪了。这是可怕的态势。”

也就是说，中共很可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人的基因数据，它清楚在中国巨大的人群中，特定类型的一个个肝脏、一个个心脏、一页页肺脏生长在哪一个胎儿、婴儿、幼儿身上，当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受体出现后，就可以像到饲养场里提货一样，直接去收割这个婴、幼儿的器官。

众所周知，中共宁愿对非洲大撒币，也不愿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孩子多花一分钱，更不愿对农村人的医疗有所投入，可为何中共却劳民伤财、对给孕妇大规模测定基因如此起劲？

中共这诡异的操作，不得不让人警惕其背后的真实动机，而这也同时让人想到中共在监狱和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体检”。

监狱和劳教所里的特殊“体检”

据明慧网报导，大约在2003年的上半年，中共监狱警察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进行全身体检。当时看到有四辆大巴停在监区的大门口，里面都是很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

每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挨个排队，一个一个地上车去检查，要上下四辆车，检查人体各部位。从头到脚都要检查，眼科、身高、验血、验尿、妇科、B超、心、肝、肾脏都要检查。

中共警察还称，只有法轮功学员有这个“待遇”。

诡异的是，中共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地方普遍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甚至剥夺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根本都不当人对待。

然而，中共同时又普遍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例行、系统的验血及器官检查”，包括超音波、验尿，而其他犯人却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经过体检程序的法轮功学员，有些陆续被大巴士运走，从此再无音信。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早已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曝光。

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国际二十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

“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政府、乃至国际法庭，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都可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

结语

2006年，当大纪元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很多人对活摘罪恶感到难以置信，这倒不是他们都很冷漠，而恰恰是很多人的善良局限了他们的想像力，人们无法想像这个世界上会有活摘人体器官的恶魔存在。而中共活摘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十六七年过去了，从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到胡鑫宇们的离奇死亡，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法轮功学员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新疆人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如今又延伸到了刚出生的婴儿身上……

正如《九评共产党》所揭示的，中共是一个十恶俱全的邪教，其背后是撒旦邪灵，它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是追随中共为其陪葬，还是远离中共、远离灾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