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泄漏事故全球都有，但在西方国家，科学家们经过长年经验的积累，有了一套完整的实验室安全监控保护措施，以避免泄漏事故发生。但在中国并非如此。

《邮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希腊传染病专家乔治斯·帕帕斯（Georgios Pappas）调查的甘肃兰州布鲁氏菌泄漏事故。该事故发生在2019年7月下旬，兰州生物药厂在兽用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过期的消毒剂，使得大批细菌未被消毒剂杀死就通过废气排出，飘向附近的公寓楼和兽医学校。

帕帕斯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废气中包含有名的易于雾化的病原体，然后借着东南风扩散出去。”帕帕斯说，这次事故的结果“可能是传染病史上最大的实验室事故。”

但事故没有被警告，生活在药厂下风的人们没有任何机会来保护自己。

在接下来的几周中，附近兽医学校的学生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症状：关节疼痛、发烧、异常疲劳，学校研究部的实验室小鼠也开始生病，女性也分娩出死婴等等。

实际上，根据甘肃省卫生部门的数据，在经过测试的近7万人中，有一万多人的血清呈阳性。但兰州卫健委强调，这只是布鲁氏菌抗体呈阳性，并非感染布鲁氏菌病。帕帕斯说，事件发生三年后，有一万多人受到泄漏影响的事实“在官方数据中找不到”，“好像这些患者从未存在”。

尽管规模范围很大，但兰州事故在全球媒体报导中几乎销声匿迹。《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官方的舆论镇压，因为中共官方将此事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不幸的小事故，不会导致人得病。

兰州事件的来龙去脉为研究人员调查病毒起源提供了一个认知线索。《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美国和国际科学家、议员对中共病毒事件的多次调查都聚焦到了中国实验室事故的严重问题，暴露了过去使致命病原体泄漏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再次出现，从而引发另一场流行病。

兴建实验室 中共野心让科学家不顾安全赛跑

那么，中国的实验室为什么会出现事故频发的严重问题呢？《邮报》文章认为，中共为了在生物科技方面赶超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萨斯（SARS）之后就开始了在生物科技领域的重大扩展，为建造数十个实验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鼓励包括基因工程、实验性疫苗和治疗学领域的尖端研究。

《邮报》文章指出，生物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中法合作建立中国第一个超安全实验室（称为生物安全4级或BSL-4设施），以处理最致命的病原体。该实验室由武汉病毒研究所运营，于2018年全面运作。

根据独立分析师的一项统计，此后，北京在哈尔滨和昆明迅速建立了至少两个BSL-4实验室，并宣布了数十个BSL-3的计划，这是处理炭疽细菌等二线威胁的实验室。中共的目的是确保中国34个省和自治区域的每个地区至少有一个等级实验室，共计至少在全国建立120个等级实验室。

然而，快速兴建的实验室并没有完善的安全保护措施。

调查显示，中共实验室存在安全设备短缺、员工缺乏安全培训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经过试验的动物被非法出售；被污染的实验室废物被冲入下水道等等。专家们认为，这些问题因中共的官僚机制而加剧，因为中共的野心导致苛刻目标的设定，问题一出现就反射性地掩盖，并阻止任何公众了解缺陷。

麻省理工和哈佛布罗德研究所（MIT-Harvard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学家、2021年《病毒：新冠肺炎溯源》一书的合著者曾昱嘉（Alina Chan）表示：“中共政府不想承认错误，因为它可能会挑战他们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形象。当地的人们害怕承认错误，因为这可能会对他们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邮报》文章表示，原911委员会执行董事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领导的一个专家小组有望揭开中共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努力。泽利科夫说，“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环境”加剧了中国科学家的标准滞后问题，并导致他们在不安全条件下工作的问题。

他在给《邮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生物安全文化的实践在挣扎着跟上生物技术野心的赛跑。”

中共病毒爆发前 武汉的实验室发生了什么

实验室安全是否是中共病毒爆发的一个因素尚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情报界都继续指出实验室事故是大流行可能爆发的两种方式之一。中共官员拒绝了实验室泄漏的假设，但同时阻止对大流行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邮报》审查了国会研究人员、国务院官员和独立调查员收集和翻译的中共官方声明和报告，这些报告表明，中国的实验室在实施防止危险细菌和病毒溢出的安全标准时存在系统性的漏洞。

那么，在武汉，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前，那里的实验室情况如何呢？

2018年，美国科学家在访问了武汉BLS-4实验室后指出：“严重缺乏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以便安全地经营该高风险等级实验室。”

根据《邮报》调查的资料，尽管武汉BSL-4实验室是根据法国设计建造的，但中共官员逐渐将法国合作伙伴拒之门外，并用当地未经在BSL-4条件下进行过测试的物资取代了一些昂贵的、具有安全功能的物资，这些包括密封材料、空间过滤系统和监视设备等。

BSL-4实验室需要最高水平的保险性和安全性，因为研究人员的研究可能引起空气传播感染病原体而导致死亡，因为没有药物或疫苗。这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必须穿着专门设计的防护装备，并在离开之前进行安全淋浴。

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一名中国检查员在武汉大学访问了一家安全研究机构后于2019年10月指出：“实验室里有很多碎片。”实验室条件“拥挤而混乱”，“实验和起居区……没有分开”，以及“化学垃圾和家庭垃圾混合在一起”。武汉大学运营一个BSL-3实验室，与武汉病毒所相去不远。

还有文件显示，中国科学家在2019年之前从蝙蝠和其它动物身上采集了2万个病毒样本，并对数百种进行了基因检测。但科学家在充满了成千上万携带疾病的蝙蝠洞穴中工作，有时处理这些生物及其粪便，但他们不戴手套或不穿防护装备以防止意外感染。

根据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合作的美国科学家的消息，他们回到实验室，对身份不明的病毒的培养和测试都在BSL-2条件下进行，而不是在更严格的BSL-3条件下进行。

《华盛顿邮报》近日发表的社论中提到，在大流行前几个月，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了应对已知问题提交了大量生物安全设备和改进方案的专利采购通知。例如，2019年11月19日，紧急采购了一台“空气焚化炉”，用于对离开实验室高压灭菌器后的废气进行灭菌处理，以销毁传染性生物材料。

4月17日，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HELP）高级成员、医学博士罗杰·马歇尔（Roger Marshall）发布了三百多页、历时两年多的中共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参议员马歇尔说在发布该报告时表示：“这份报告中的大量证据表明，追溯到2019年秋天，在中国武汉发生了两次独立的、无意的实验室泄漏事件。大量证据支持新冠病毒（COVID-19）是一种实验室制造和改造的病毒。”

马歇尔同时指出：“这份报告还得出结论，中共在世界其它地方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冠状病毒存在的几个月前，就对冠状病毒做出了反应，但中共却未能将正在发生的灾难告知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