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成器官“养殖”管道

对此，学者谢昆霖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背后骇人的真相，这已经不是在帮助不孕症父母，而是中国人的“器官农场”。泰国媒体也报导，这比“下地狱”还要惨不忍睹，许多年轻女性成为人蛇集团的受害者，被摘取卵子后贩卖、制造试管婴儿、再转卖到第三国。有些婴儿在出生后，会被抽血或采集干细胞，用来治疗其他孩子的疾病，这些新生儿最终可能会丧生。

“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把警世故事变成跨国生意和产业发展。”谢昆霖表示，若套用渔业的逻辑观察和推理，也就是从一开始粗放式、野生人类的器官强摘，演进到“养殖”人类的精致量产。

对于前述中国女子的行为，谢昆霖说，该名中国女子不认为自己正涉及犯罪，而是在保护她的投资，“代孕产子备用器官”在中国是正常商业行为，只是中国国内的产业外移了。

中共活摘产业链“按需杀人”

唐靖远指出，最早实行“按需杀人”、活摘器官的是中共政府，并已将这种行为发展成高度成熟的产业链，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活摘器官，最早可追溯至2000年左右，并于2006年在国际社会曝光，但即便事实已广为人知，这种以活摘器官来达到肉体消灭敌对势力的行为，至今仍未停止。

唐靖远说，这次案件显示出活摘器官的产业链，已经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仅将成年人、小孩视为器官来源，甚至从胎儿阶段就进行“预定”，这意味着，是将小孩生下来后，养到一定程度、待器官发育成熟后，再将其杀掉。

“这种作法简直远超出一般人认知的道德底线，展现出极端残忍与邪恶”，唐靖远说，按需杀人的模式，正是活摘器官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它就像滚雪球般，逐步扩展，发展到如今骇人的程度。

器官移植本是出于善念助人

回顾器官移植的历史，唐靖远表示，最初是西方医学基于人道精神建立起的技术，本身有严格的医学伦理与道德约束，“出于善念帮助他人”，仅限于特殊情况，像是自愿捐献，或事故死亡后，家属依据当事人的生前同意捐赠。然而，中共政权却颠覆了这一原则，将器官移植产业化，甚至发展成国家层级的暴利产业链。

唐靖远提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开始针对死囚进行强制性器官摘取，后来更发布内部正式文件，认可政府能摘取死囚的器官并进行移植。

许多人误以为对死囚的器官摘除是在处决后进行，但事实上，这些操作都是“活摘”，唐靖远表示，行刑时，执行者会被特别指示不得射击要害，必须确保死囚仍存活，开枪后就立即送上救护车进行活体摘除，因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死囚被视为“废物”，甚至认为“反正他们都要死，何不利用他们的器官救人？”这样的逻辑让活摘行为变得理所当然，更被视为是“正义之举”。

中共迫害法轮功 扩张活摘产业

“直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活摘器官才真正产业化”，唐靖远说，起初，活摘器官的行为仅局限于死刑犯，但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升级，目标已扩及法轮功学员。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曾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但要如何兑现“肉体上消灭”？唐靖远表示，中共的解法是秘密处决法轮功学员，并趁机摘取其器官变卖，实现“一举两得”，既达成清除异己目的，又能从中获取暴利。但实际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随着活摘器官产业规模扩张，中共开始以国家机器力量，包括医疗、军队等各系统协调，组织起庞大的活摘器官产业链。唐靖远说，除了法轮功学员外，中共又将目标扩大至其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莫名失踪，真相可能都是被“按需杀人”。

中共活摘器官产业链 蔓延至周围国家

现在活摘器官产业也已出现“外溢效应”，逐渐向外扩散，唐靖远说，活摘器官过去是由中共的国家机器运作，采取高度保密，而当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当中的奥秘，也看上这块饼，就会将活摘器官产业，小范围复制到周边国家，像是缅甸、柬埔寨等。

另外，还会透过“人口贩卖”的方式，将活人视为“行走的器官集合体”，这已经完全丧失人性，唐靖远表示，这是中共体制延伸出的活摘器官产业链，其巨大的外溢效应，也为整个世界带来的恶果。

他说，甚至还发展成国际性的双向交易模式，包括“境内贩运至海外”及“境外输入至中国”，前者是将中国境内的活人，透过秘密人口贩卖渠道送往海外，为某些权贵或势力人士提供器官来源；后者是将海外人士带入中国，成为活摘器官的对象。这类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广泛的国际影响仍在扩散。

默许活摘器官恶行 任何人都恐成受害者

唐靖远表示，活摘器官的涉案人单纯为了个人利益而杀人，不仅剥夺了人的生命，更彻底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与伦理。对生命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是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这一点从未改变。活摘器官罪刑是全球公认的极端邪恶行为，绝不应被容忍，若无法及时制止，代表人类道德已堕落至极其危险的境地。

若活摘器官的行为被默许甚至纵容，任何国家都可能会出现类似事件，自己的孩子、家人都是潜在受害者，唐靖远说，“并非危言耸听，因为这类罪刑本质上如同癌细胞，会不断扩张、侵蚀正常社会。若任其发展，迟早会波及全球，任何国家与各个群体都无法幸免。”

他强调，这不仅是中国或某个政权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道德与人权危机，国际社会必须正视并采取行动，防止这种邪恶行为的蔓延，包括透过立法与司法介入，确保此类罪刑得到遏制与惩罚，唯有如此，才能维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