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若将释永信置于中国的体制背景下，这些现象便不再只是个人问题，而更显出制度性的结构与安排。

前“纽约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会长蔡可风，昨天（28日）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分享了一段1970年代的亲身经历。

他的叙述揭开了中共官方如何从大学生中精选青年，进入寺庙担任表面上的“出家人”、实际上的统战角色——所谓“政治和尚”的由来。

高薪当和尚：“你可以结婚，只要不张扬”

据蔡可风回忆，1973年秋天，他正在广州修养身体。某日，一位居委会黄姓女干部突然登门拜访。他的母亲一时惊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问题”，但对方笑容可掬地开门见山：“你儿子身体好点了吧？我这次来，是要谈一项政治任务。”

这项任务并不寻常。据女干部说，因为中美关系改善，“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许多外国友人常来中国各处游览，中央需要有文化素质的人接待外宾，现在正在加紧培训。最急需的是一些有思想觉悟、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知识分子，到寺庙、教堂等宗教场所工作。”

她补充说：“你不用做什么体力活，主要是接待外宾。只是还不能确定分配到哪间寺庙，总之是从事宗教性质的职业。”

黄委员接着列出条件：这项工作的对象需具大学学历，最好懂一两门外语，本身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年龄不超过30岁，家庭出身普通即可，重点看“表现”。蔡可风被认定符合这些条件，其个人档案也早已被审核。

他们开出的待遇是每月80元，远高于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约51.5元），更是普通工人收入的数倍。在那个多数人月薪仅十余元、二十元的年代，这份工作可谓“高薪厚职”。

当蔡可风追问“黄同志，具体什么工作内容”时，黄委员才笑着说：“当和尚啊！”

母子俩哭笑不得。母亲立刻反对：“我还指望儿子传宗接代，怎么能当和尚？”黄委员笑容未减，耐心解释：“这只是职业，不是真出家。头是要剃光头，工作时穿工作服——也就是袈裟，戴僧帽，在寺里要念经、吃斋。但你每周能回家团聚，回家想吃鸡鸭猪鱼等荤菜都没问题，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她甚至补充：“对了对了，还可以结婚生子，只是不要对外张扬。我们会帮你安排婚后的住处。你每星期轮休就回家，上班时就去寺庙上班。”

“这是革命和尚，是接受革命任务！”

蔡可风记得，对方还看到他桌上的历史书，大加称赞：“和尚最好是学文科的，你这么喜欢文史，最适合不过了！”

然而，蔡家并不急需这份工作。他的哥哥与妹妹已成功偷渡到香港，定期寄钱回广州接济家用，经济无虞；更重要的是，蔡可风不愿意成为“假和尚”，被同学耻笑。因此坚持婉拒：“我只想做普通工作。”母亲也跟着劝阻：“文革时庙都被砸了，祖坟也给刨了，万一再来一次，这种职业就是‘职业搞迷信’，会被戴高帽游街示众，不划算、不划算！”

黄委员急忙保证：“不会不会，这是革命和尚，是接受革命任务！”话一说完，她似乎意识到说多了，话锋一转：“你再考虑看看吧，愿意的话来居委会找我。我不在也没关系，只要你点头，我们会帮你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到华南工学院革委会……”

蔡可风最终没有接受这份“高薪职业和尚”的安排。

多年后回望，蔡可风说，那年代的大学生本已稀少，符合选拔条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他明白，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于是选择拒绝，转而投身于后来三次惊心动魄的偷渡行动，于1975年成功抵达澳门，后转往香港，最终在美国纽约定居。

跳舞厅里的“方丈” 换上袈裟接受采访

蔡可风的经历，与网络评论人、《天高海阔》频道主持人张修杰在7月28日节目〈佛门清净地为何走出个释永信？〉中所讲述的故事不谋而合。

张修杰在节目中指出，宗教界上层人士其实都有行政级别，并非真正的出家人，而是体制内角色。他讲述了1983年发生的一件事：他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是某杂志主编，派记者去中国东部一座“比少林寺还有名”的寺庙采访方丈，同学随行而去。

到寺庙敲门表明来意后，寺中僧人却说“方丈不在”。众人纳闷——按照传统，寺庙方丈应常驻寺内，为何会在外？僧人透露，方丈那晚在某城市的歌舞厅里跳舞。

两人惊讶之余，直奔该歌舞厅。一问“方丈在不在”，服务员说“在”，对方丈还很熟悉。于是叫来了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整齐的中年男子，自称方丈。记者表示希望当晚就采访，方丈说“你等一下，换个地方”。接着把假发一脱、袈裟一披，开始接受采访。

张修杰总结道：“所以我说，为什么在佛门清净地会走出释永信这样的人物？大家不用想太多。原因很简单：当政治进入所有领域，特别是宗教领域的时候，宗教就会变异。”

释永信不是个案 是谁让他当这种“和尚”？

蔡可风说，正是看到张修杰的节目，他才想起往事并分享出来，期望让外界理解：所谓“政治和尚”，其实是国家统战工程的一环。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释永信的崛起与争议便不再只是私德问题。他更像是一枚被精心安排的棋子，是体制内选拔出来的形象代表。年龄、时代背景、历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无一不吻合当年“政治和尚”的筛选模式。

据公开资料，释永信出生于1965年，16岁（1981年）即于少林寺剃度，然后到各地寺庙处学习；19岁时回到少林寺后即被推选为寺院管理成员；22岁时担任少林寺管委会主任，从此掌控少林寺数十年。他还担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活动遍及宗教、政界与商业领域。

释永信如此年纪、资历的跃升，显然并非偶然。蔡可风直言：“他若是与中央达成协议才愿意出家，那意味着这一切皆为国家授意，他不过是执行者。”

蔡可风说，即便今日释永信遭遇丑闻缠身，也不应单纯视为个人堕落，“在中共眼里，个人品德只是小节，这是长年制度性掩护与纵容的结果。大家笑他搞女人，那中央那些人表面正经，多少人养小三小四？只是有事时才被揭出，这些不是一般的丑闻，而是一种政治操作。”

在中国体制中，蔡可风认为，“僧人”早已变成行政角色的一种形式。他们不是在出家修行，而是在上班和执行统战任务。他们既是和尚，也是官员、企业管理人，更是体制下的工具人。

蔡可风最后说：“我们该问的不是他配不配当和尚，而是——是谁让他当上这个和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