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过去，苏联早已解体，但那场“革命”结出的恶果——中共政权，仍在中国大地上延续着它的恶行。

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为纪念中共成立29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客观说，毛这句话确实不假，但苏联送来的不仅是马主义，更是一整套暴力夺权、杀戮维稳和饿死人的极权模板。

苏共和中共，一师一徒。把两党历史并列在一起，人们惊讶地发现：它们犯下的罪恶也几乎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而是共产制度本身的必然。

暴力夺权：政权来自枪炮

布尔什维克不是票选上台。1917年11月，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是该国史上第一次普选。布尔什维克只拿到约四分之一选票，社会革命党大胜。结果，1918年1月，立宪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被列宁派赤卫队强行解散。民意不合党意，就用刺刀取消民意——这就是苏共执政的起点。

中共的起点如出一辙。1921年，中共在共产国际资助和指导下成立，此后一手拿苏联给的钱买枪，一手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最终在内战中夺取政权。毛泽东说得更直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中共建政起，中国人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选票表达对这个政权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夺权过程中不断高喊“民主”“自由”。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普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然而政权到手之后，这些承诺全部被抛诸脑后：报纸只能有一种声音，选举只能有一个结果，谁批评它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谎言是夺权的工具，暴力是保权的手段，这一点苏共、中共完全一致。

武力镇压反抗：对人民开枪

靠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只能靠枪杆子维持。连两党对待反抗的方式也完全相同——坦克和机枪。

苏共1918年成立“契卡”，开启“红色恐怖”，未经审判的处决成为常态；1921年，曾经支持俄共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要求自由选举，遭红军血腥镇压。

据苏联官方解密档案数据统计，1930年至1953年间，古拉格劳改营体系共关押了至少1,800万人，其中170万至270万人死于营地或流放途中。

1956年苏军出兵匈牙利镇压人民反抗；1968年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

中共暴行不输其俄爹。

1950年代初“镇反”“土改”中，大批地主与“反革命”被处决；1957年“反右”，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仅“夹边沟”劳改营一地关押的约3500名犯人中，最后仅有500余人活着离开。

1959年共军开赴西藏镇压藏人反抗，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记载：“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此后西藏长期处于高压之下。

1989年6月4日，20多万共军开进首都天安门广场，坦克碾压、机枪扫射，万千学生和市民死伤，暴行轰动世界。

2014年习当局开启新疆大规模拘押营，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百万人被关押、洗脑、失踪，不少甚至被处决。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传媒和异见群体遭大搜捕，镇压延续至今。

苏共、中共的镇压逻辑也惊人的相似：先给反抗者贴上标签——“白匪”“富农”“反革命”“暴徒”“分裂分子”——把普通人变成“敌人”，之后对“敌人”采取任何手段便成为理所应当。

今天的中国已超越前苏联。中共凭借超过军费的“维稳”经费和高科技，不断升级管控民众手段。

网格化管理、人脸识别和网络审查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上访者被截访、被关“黑监狱”，维权律师在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被成批带走。中国人民被无所不在的绳索捆住肉身和思想。

同样的大饥荒：人为制造的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两场饥荒，都发生在这两个共产国家，而且都是人祸。

1930年代初，斯大林强推农业集体化，没收农民的粮食和牲畜，消灭所谓“富农”。1932至1933年，饥荒席卷苏联，苏维埃乌克兰尤为惨烈，当时被称为“霍洛多莫尔”（Holodomor意为“通过饥饿灭绝”）。在1亿多人口的苏联全境，饿死者高达数百万之众。但令人发指的是，与此同时，苏联仍在出口粮食。

二十多年后，中共把俄爹的悲剧原样重演。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各地虚报亩产“放卫星”，当局则按虚报的数字征粮。

1959至1961年，大饥荒造成6亿多人口的中共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新华社前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估算约3600万；中央党校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提及“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而在饥荒最严重的年份，中共同样在出口粮食、对外援助。

更可怕的是谎言与沉默。

苏联1937年人口普查结果暴露了巨大缺口，斯大林的回应是逮捕主持普查的统计官员。

在中国，信阳等地饿殍遍野被层层瞒报，敢于说真话的人被打成“右派”。直到今天，中共教科书仍把这场人祸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一个害了几千万条人命都不肯认错的政党，又怎会真心为人民负责？

同样屠杀“不忠”的自己人

共产党不仅对人民残忍，对自己人同样残忍。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敌人”。

斯大林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两年间就枪决了68万人。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当年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约七成被捕或遭枪决。五位苏联元帅中有三位被处决，红军高级将领几乎被一扫而空。

中共有同样的基因。19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肃AB团”，数以千计的红军官兵和干部被杀；1942年延安整风，大批共干被逼供审查。建政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打倒，最终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1969年死于开封，以“刘卫黄”化名被火化。文革中，从北京到地方，无数官员被批斗、关押、迫害致死。

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之后被废黜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前者在郁郁中病逝，后者被软禁15年离世。今天，习近平紧抓“反腐”旗号一轮接一轮清洗政敌和共军高级将领。10余年关判官员人数高达790万。在没有法治和独立司法的体制里，“反腐”与“清洗”，界线均由党魁划定。效忠只对领袖本人。今天的同志，明天就可能是“叛徒”。

反对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

共产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于是苏共消灭私营工商业、搞五年计划；中共搞“公私合营”“统购统销”，甚至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也纳入五年计划。

结果呢，苏联人排长队买面包、买鞋子，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最终在经济停滞中走向解体。中国人曾凭粮票、布票、油票过活，几亿农民至今被户籍制捆绑在土地上，被迫做二等国民。

中共今天喜欢炫耀经济成就，但人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恰恰是因为松开了计划经济的绳索，私企创立，外资准入。

这恰恰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成功，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成功。但近年来习当局重走老路，“国进民退”、打压民企、限制外资，经济失速，也印证了极权对市场的本能恐惧从未改变。

计划经济的突出弊端在于：它要求一小撮官员替亿万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什么价钱。权力集中，必然带来浪费、短缺和腐败；而为了维持这种权力，必然要剥夺人民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自由交易的权利。党管经济与钳制人民意志，必然带来倒退和恶性循环。

恐惧信仰：从拆庙毁寺到迫害法轮功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党则要求人民只信党、只拜领袖，任何党以外的信仰，都被其视为对政权的威胁。

苏联曾成立“无神论者战斗联盟”，大批东正教堂被拆毁或改作仓库，数以万计的神职人员遭逮捕、流放、枪决。

中共则在文革中“破四旧”，砸佛像、烧经书、毁寺庙，令僧尼还俗；此后对藏传佛教、地下天主教会、家庭教会、伊斯兰教的打压，从未间断。

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1990年代在中国广泛传播，官方调查后承认，短短数年，法轮功修炼者人数高达7000万，已超过6000余万中共党员人数，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恐惧、妒忌，遂于1999年7月20日下令全面镇压。

中共江泽民当局的镇压手段骇人听闻。其启动全部国家机器，包括媒体造谣、抹黑，妖魔化法轮功；下令公检法司专政工具抓捕学员，送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酷刑逼迫“转化”。

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从根本上败坏了中国的法治与道德。

为了“转化”学员，公检法系统、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均被动员参与，株连家属、开除公职、扣发退休金成了常规手段。在这场运动中，普通人被迫表态、参与批判，社会良知被一点点磨灭。

据法轮功信息源突破层层消息封锁进行的实名统计，27年间，至少有数千人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数百万修炼者被关监、劳教、判刑、酷刑、失踪，甚至被大规模活摘器官。

2019年，由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民间法庭“中国法庭”裁定：中共国长期存在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法轮功学员是主要受害群体。

中共还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海外，2024年起，习当局更将迫害升级为跨国镇压，骚扰海外学员和独立媒体、神韵艺术团，并施压外国政府。

27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讲真相，从不诉诸暴力，对共产暴力统治形成最有力的反证。

苦难延续至今 共产主义是人民死敌

苏联在1991年解体，东欧共党政权相继垮台。但为什么中国人民的苦难却延续至今？原因就在于，中共学会了用经济增长换取沉默，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用科技手段强化监控。但这些变种模式并没有改变共党本质。

这不只是某个共党魁首的个人行恶，也不止于国家系统的“执行走样”，而是同一套制度使然。

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财产，就必然剥夺人民的生计；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以暴力对待异见；要让人民只信仰共党，就必然迫害其他信仰。它口中宣称为人民谋幸福，实际上却以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信仰为党旨。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人民挣脱了74年的共产魔咒。

109年前从彼得格勒传来的那声炮响，在它的诞生地已经沉寂，却仍在中国回响。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这个政权共存；只有当共产党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这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苦难，才会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