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认为：“腐败或者说是权力寻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体现，就是权力资本化导致的高干子弟等特殊阶层的收入与平民百姓的收入差距。”“截至2008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

5万欧元红酒 流入谁的大肚腩？

历史上明朝大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当今中共官员“冲冠一怒为‘红酒’”！

2008年平安夜，一名中国旅客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商店购买圣诞节礼物，5万欧元的法国红酒，被他一口气买下，他的阔绰气派“雷”倒法国店员，成为法国媒体的热门新闻，也打破中国同胞在戴高乐机场一次购物的花钱纪录。

中国富豪在法国机场一掷万金的消息传回大陆之后，一时间，互联网上对于这位“为国争光”登上了法国新闻版面的“中国大亨”是何身分，进行了“全民大猜想”，好不热闹。

“能说什么呢？这么轻松的为酒花钱，应该不是血汗钱吧！买这么好的酒，难道就为了自己喝？”

“血汗钱有这么花的吗？钱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吧？”

“法国人震惊，中国人倒是习以为常了，因为那一定不是自己的钱。”

“我敢保证这人是出国去考察的！！！”

“这可能就是曾被法国人揶揄讽刺的中国暴发户。”

“该游客的行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什么去法国消费啊，回国消费拉动内需啊。”

“已经有网友人肉搜索出来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富翁’现在是贵州德江县城管局副局长。”

“听说是贵州德江县城管局副局长叫什么名字，这只‘黔之叫驴’不知贪了多少百姓的钱。现了多少中国人的脸。得好好调查他了！”

四川贪官 地震救济金入袋

“美国之音”报导，中国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中国四川5.12大地震救灾资金出现滥用问题。香港媒体报导说，贪官滥用救灾资金、谎报灾情、擅改救灾资金用途和中饱私囊。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共的地方贪官连5.12地震救命款都敢贪，说明中共从体制上缺乏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光靠自上而下的惩处无法完全根除腐败问题。

谭作人（音）刚刚从四川地震灾区访问了十天后归来，他是作为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河流”的代表在震区调查有关情况的。《南华早报》引述他的所见所闻说，当地灾民对中共地方官员分配救灾资金和物资不公平的憎恨是广泛存在的。

2008年一些民众通过互联网将中共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曝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没有透明的体制和新闻自由，中共地方官员的贪腐是无法制约和根除的。

安徽阜阳毒奶下台官员获新职

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安徽省阜阳市一批官员因2004年劣质毒奶粉事件被问责下台，但现在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纷纷重新获得要职。

《齐鲁晚报》以〈阜阳奶粉下岗官员复出令人忧〉为题的文章说，当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的伤口尚未愈合之时，“我们反而看到失职、渎职的官员竟体面的重拾被问责风暴掀落的乌纱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香港《太阳报》质问：“为什么在劣质奶粉事件中死去的婴儿，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这些害人于无形的官员，他们的政治生命却可以重生。”这篇标题为〈中国的问责制如休假制〉文章说，如果这些官员真的像当局所称的那样“人才难得”，要给他们一次机会，“那谁又能给那些死去的婴儿重新活一次的机会呢”？

北京法律公益研究中心的郝劲松律师说，中共官场腐败、卖官现象泛滥，确实衍生出一批不怕民众投诉、不怕暂时丢乌纱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复出再受重用，说到底是他们头上的乌纱帽不是老百姓授权给予的。他说：“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官员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是不对民众负责的。‘民不选举，官不为民’。如果老百姓能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这些官员，那么下一次，我就可以把你选下来。”

军队里都这样！

网路作家华夏匹夫写道：“一位初中时期的同学告诉我，他的小儿子靠了‘关系很铁’的一位县委常委帮忙，已在这次征兵中顺利过关，并落实到了待遇很不错的特区部队。问他花费了多少，他说花得‘很少’，总共也就万元左右。那位常委曾经告诉他：要进这样的部队，别的人少了5万元的花销，是不会有人帮忙的；如果只进普通部队，其花销也是少则万元以上，多则3万元左右。而如果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即使你愿意‘出血’，也不见得就能‘享受’到军属的‘荣誉’光环的。”

“‘军队里都这样’！一句话道出了中共军界的腐败和黑暗透顶。”

中共有个“数字统计学”，凡是它认为的好事，要往上任意添加数字，凡认为对它巩固政权不利的事，就往下任意减少数字。按照这个原则，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公布，中共纪律监察机关一年共处分15万余党官，这个数字，如何解读？“肃贪有力”？因此处分了这些替罪羊！或是“癌细胞恶化”？数字已攀升至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