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村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缉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缉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在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方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缉，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与政治诈骗问题

江的父亲江世俊明明是日伪大汉奸，而江本人也是一个有汉奸问题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查通缉的汉奸伪学生，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江的公开身份却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改变，是因为据江自己说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为其养子了。而1929年入党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即1939年8月牺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为江是江上青的养子，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江上青养子之说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上将的认可。

江上青是江的养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将军，当张出来被他拦住后他恭谦客气地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并很是诧异地打量江，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又说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后来不幸牺牲了，他一直在怀念这位好战友。接着他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是江上青的养子，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了。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热情地拉着江的手连连地说：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牺牲以后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问，但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养子，总算找到他的亲人了，这太好了!你要继承你父亲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为党工作。

在这次江、张会面时对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经江这么一说，再由张爱萍将军热情有余却未经调查了解地听信江的这一面之词以后就加以认可肯定，于是江是江上青养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爱萍是怎么认识江上青并会对他如此赞扬的呢？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并由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8月调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团在大别山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年秋天因皖东北地区被日寇占领，他被派遣到皖东北泗县。1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他率赵敏、周村、吕振球、王毓贞等组织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与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联系。因盛也有与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许该以江上青为支部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来皖东北，并委任江上青为自己的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开与盛部进行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江上青为特委委员，当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进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先后向苏皖鄂豫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其中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而江上青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八路军、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为了尽快促进中共与盛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高级参谋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赴皖东北与盛会谈，而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工作对促成这次张、盛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园满成功。

但不幸的是，这次张、盛会谈园满结束三天后于8月29日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专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县小湾西口遭到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日伪顽地主反动武装的夜间伏击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张闻讯后非常悲痛，而由于江上青在这次张、盛会谈中的出色表现和重要作用，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张在他牺牲后始终记得他，怀念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经江这么一提，张也就回忆起了这桩历史往事并称赞江上青，同时也在高兴激动的情绪中，怀着对战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家人的关怀之意，无意间脱口认同了江自己说的他已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说法。于是江就拿着张将军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圣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他的父亲，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管镇崔集迁到了毗邻江苏省西北部的泗洪县烈士陵园，1985年张爱萍将军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四月与其妻王治坪率领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泽慧、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烈士陵园祭奠瞻仰，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敌伪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灿灿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么江是否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又是怎样过继和在什么时候过继过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江上青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泽慧撰写并发表在今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中有这样的具体叙述描写：

“父亲的牺牲使党和皖东北地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大家庭来说，全家上下，悲痛万分，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祖母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

江泽慧这段叙述描写的文字（以下简称慧文—笔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江是在江上青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给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说的，江上青牺牲以后，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泽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念与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亲子江过继给已经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还按照传统的过继习俗要江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坟扫墓，以这种祭奠仪式表明他从此以后正式过继给了江上青而成为其养子了。

这篇慧文是对于江被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在报刊上、尤其在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权威性公开发布，但如果细读此文，却可以发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中国子嗣继承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里，要把自家之子过继给本家族或同宗族内的亲戚人家做养子，不是愿过继者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辈份高的长辈族长要到场，主持举行公开隆重的过继拜礼和过继与被过继双方长辈立据签字仪式，并且还要大摆宴席庆贺，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认可，同时还要到当地官方有关部门进行变更亲属关系的公证和登记造册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要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还要举行婚庆典礼，并大办酒席宴请本家族宗族亲朋友好以示证婚，方能成为合法夫妻组成正式家庭一样。

那么江世俊在将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时有没有请来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长辈族长、同辈与晚辈族人到江家祠堂举行这种正式签字立据的过继仪式呢？在举办这个过继仪式之前或事后有没有到当时杨州市有关官方部门去办理变更江的亲属关系的过继公证和登记造册手续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举办过这种按照嗣承传统习俗的正宗过继礼仪和办理过继的官方登记注册手续的话，这篇慧文是绝对不会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书特书地描写渲染一番的，因为这是江的正式过继而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成为江上青养子的大事，同时也是江是江上青养子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佐证。何况江家是当时杨州城里有钱有势的望族大户，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显赫高官，因此这个过继礼仪一定是会办得非常排场风光的，其到杨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过继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却并没有为江的过继去办这种符合传统嗣承世俗的隆重仪式，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没有举办这种正式过继的礼仪程序手续，那么他又是怎么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慧文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而且还应该在事先或事后办理官方继承关系变更登记。但是这次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而去戴孝扫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吴月卿和婶母王者兰陪同去了，而决定和主持这次过继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却没有去，其他一切过继的规矩、礼仪和手续更是一项都没有。而本家亲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亲，在随同本家族死者家属上坟扫墓祭典时也要披白戴孝，这是殡丧礼仪的正常规矩，所以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况下江戴孝为叔叔江上青祭奠扫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为江上青的本家亲戚随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等一同去给江上青上坟扫墓而已，而并不是在办理江过继的礼仪和手续，因此这不能算是过继，也根本不是过继。因为哪有随同死者遗孀遣孤上坟扫个墓，而且又没有其生父和族长同去举行过继仪式，就算是把亲子过继给亡弟了，这真是欺人不懂过继规矩常识的天大荒唐和笑话，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这次江由生母和婶母一起到安徽泗县去给已故小叔扫墓，是由管镇的一个名叫欧阳甫的邮差带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见这时江上青已埋葬他乡多年，连其妻王者兰都找不到他的坟地了，而是要请人带路才找到。也就是说江等的这次由人带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扫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牺牲埋葬多年以后才去的，这表明即使江被过继给了江上青，也是他牺牲多年以后才办理的，而不是在他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的。

再者，江上青仅比江大十五岁，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如果比其夫小的话，她只比江大十来岁，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称，因此江如果要过继到这位已故小叔家当养子，他可以当他姐姐的年轻寡妇养母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孤女，而且还要负担已经十三岁并已是中学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学业费用，已经悲痛欲绝、不堪重负的寡妇王者兰此时有这样的家境条件和经济能力供养得起江吗？如果没有，这种更会加重王者兰全家困难的过继对江上青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透过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是：

1、即使江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牺牲不久后过继的，而是在江上青牺牲多年后过继的，慧文在这个过继时间上却是用一种似有似无、似近非远的模糊描述，使人误以为江是在江上青死后不久被他亲生父母过继过去的，这显然是为了与江向张爱萍所说的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的说法保持统一口径；

2、江的祖父中医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与江的所谓“过继”没有任何关系，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与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过继给上青为子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

3、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

4、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该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但江世俊将其亲子江过继给江上青的理由，却是因为看到母亲过于悲伤、亡弟遗孀悲痛欲绝、幼小遗孤非常可怜，于是看在自己与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动了侧隐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为与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亲子江过继给他的。应该说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无子者过继其子的一个原因，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家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谊的“感情原因”不能成为过继的主要理由而使这个过继之说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尤其长子之长子即长孙，更是不能过继给他人的。慧文中说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长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长孙。那么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还是长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么那位长子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又是谁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领江氏家族到泗洪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扫墓时，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蛰君的，慧文称他为大哥，而将江称为三哥，同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江泽宽的四哥，可见江石溪孙子辈兄弟之间的前后排序实行的是全家族的大排行，而不是以各家为单元的亲兄弟小排行。这也就意味着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蛰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这两人中的一位是江的亲兄长，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三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据长子如父的中国家族权力分配排位的传统规矩，江世俊要把江过继给江上青而要江去为其戴孝扫墓祭典时，即使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同去，也应该委托自己的长子即江蛰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随同前去，代替他作父亲的长辈身份主持这个次子的过继仪式，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份过继程序手续。然而这位江的亲兄长却并没有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因为大排行的老大江蛰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亲兄长，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又可以证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而长子是不能过继他人做养子的。

另外，根据中国家庭重长轻幼的传统习俗，江世俊对长子的教育培养扶植的重视程度和所会给予的各方面条件，肯定要大大优于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学、大学深造，那么对于江蛰君或汪某某这个长子就更会着重培养，因此这位江的亲长兄一定会比他先上中学、大学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学毕业，毕业后其父也一定会给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导，或专搞学问专业，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经济等其他方面给他提供和创造发展条件，因而此长子必定会学业有成，或仕途有为，或实业有获而非等闲之辈，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气。但奇怪的是，对于这位江石溪的长孙、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兄长，却从来没有有关他的消息和踪影，即使江成为江总后也从未见过有关他的报导，只是这次从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蛰君的亲大哥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么为什么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长子的江蛰君或江某某搬出来以确实证明江的次子身份呢？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蛰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大哥？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样在大学毕业后走了投靠日伪的汉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干了别的什么事情？解放后和江掌权后他在干什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江蛰君不是江世俊的长子，那么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话，那么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了，而长子是不能作为过继品的。

所以说不论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是牺牲多年后，江世俊都不会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长子的江过继给亡弟的，而实际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给江上青送子过继的，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与慧文所说的所谓“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敌对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坚决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级干部，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虽然两人都搞宣传工作，却是分属两个民族敌对阵营而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而1939年正是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猖狂之时，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敌伪作战达200多次，而“扫荡”清剿皖东北中共抗日根据地并竭力破坏中共与皖东北国民党军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则是日军和南京梁伪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伪政府以及杨州地方日伪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要员和联络促进皖东北国民党盛子瑾部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会对江上青恨之入骨，重点关注，百般侦探其一举一动，同时也会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关系，或配合日伪军和特高课及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进行卧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踪动向，为日后将其剪除创造条件和机会。

江世俊一方面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并为不久以后在将要与南北两个伪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卫全国性伪中央政府中谋取高位增添政治资本，所以不仅要与共党的六弟坚决划清界线，以博得日伪上司的青睐和信任，而且更要对上级清剿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活动出谋划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获取日伪主子的赏识和重用。后来江上青在促成张、盛合作抗日的会谈成功后，在回专署途中被获悉他行踪情报的日伪顽反动地主武装事先埋伏袭击所杀害，而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果然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那么江世俊究竟为日伪立了什么卖国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升的呢？他在日伪政府中负责的也是宣传工作，因此侦探对付在国共合作抗日中搞宣传和联络的江上青活动行踪，也是他反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任务，他是否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顽有什么提供这方面情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虽然这其中的内幕真相还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与他坚决投敌反共、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踪情报有关的嫌疑，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成立的汪伪汉奸新政府中能谋得如此要职。

即使退一步说他与其弟的死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作为死心塌地效劳于日伪的大汉奸，他不仅不会对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说的有念兄弟“手足情深”的悲痛伤心，反倒是对其弟的死会表示出终于除掉了会使日伪主子对他产生通共怀疑的最大心头大患而庆幸甚至高兴。而在江上青遇害牺牲之时，或者在日伪还未失败投降以前的任何时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过继给被日伪顽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而去举办过继仪式和手续，这等于是在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中共有什么沟通关系；也等于是在主动把反日伪通共党的“红帽子”公开地往自己头上戴，由此而招引来日伪上司和军警特高课对自己的怀疑和肃正，因此他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否则他是不能在汪伪政府中博得日伪主子的信任而谋到如此要职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与共党之弟有牵连，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其子江去给江上青戴孝扫墓呢？这不也是在自戴“红帽子”而会使日伪当局怀疑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县管镇崔集去为江上青扫墓祭奠之行，不是发生在日伪猖狂侵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应该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以后，这是因为：

江上青在皖东北泗县小湾西口牺牲后，国民党盛子瑾部和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把他安葬在泗县的管镇崔集，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江苏北部中共抗日根据地泗洪县宋庄（现孙元乡）等地的抗日军民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可是由于江上青的遗属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沦陷区的杨州市而被日伪封锁，与皖东北盛部国统区隔绝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国的消息比较晚。而江家长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伪政府的汉奸要员，这一方面因无法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到皖东北国统区的泗县，因此不能前去参加葬礼和扫墓；另一方面坚决要与共党亡弟划清界线并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仅自己绝对不会去，而且也决不允许江家人去，否则会暴露江上青家属的共产党、新四军烈属身份而使江氏家族会被日伪迫害，同时江世俊也会受到日伪上司的通共怀疑而有害于他的日伪汉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沦陷时期，都始终不能、也绝对不敢去泗县替江上青上坟扫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伪覆灭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沦陷时间里会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和其遗孀弟媳王者兰做养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州地区成了国统区，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东北的泗县去为江上青上坟扫墓了。但这时江世俊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汪伪大汉奸查抄、抓捕和关押，他的几个弟弟等江家直系亲族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伪家属而审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伪学生的汉奸问题遭国民党教育部通缉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党员烈士，所以这时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1946年3、4月间江从江西避难回来，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皖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江世俊和其伪属江家族人的惩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松，这个时候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一家才有可能去也是国统区的泗县为其亡夫扫墓。但因江世俊是汉奸身份，甚至可能仍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牵连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吴月卿和已经回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并已是二十岁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苏杨州离皖东北的泗县路途较远，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处，同时又怕国民党发现他们是在为共党死者扫墓而会给扣上通共“红帽子”带来麻烦，所以只能悄悄出发，绕路而行，长途跋涉到了泗县的管镇后设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邮差欧阳甫，请他带路，于是王者兰带着泽慧、泽玲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兄嫂吴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据上坟的世俗传统礼仪和规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于崔集的江上青墓地为其扫墓祭典。

以上就是这次王者兰家和江世俊的妻与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泗县管镇崔集为江上青扫墓的来龙去脉和全过程，时间应在1946年4月以后的当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发生前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使整个苏北和皖北地区成为国共决战主战场而无法前行，该战役于1949年1月6日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杨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这时前去泗县为中共抗日烈士、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扫墓祭典，不仅不会有沿途奔波寻找的种种麻烦与不便，而且必定会受到当地中共政府和军队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和举行纪念仪式陪同扫墓。可是慧文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可见这次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并不是发生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而是必定发生在1946年6月内战爆发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的某一年，最有可能发生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使整个苏北、皖北成为国统区的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半年。而由于这时的江已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话，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顾其母其婶和两个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为扫墓进行寻找联系和在当地购买置办上坟祭典用品。而由于他们这是在为中共党员烈士亲属扫墓，很怕国民党当局发现和怀疑，所以不敢张扬操办，而是非常低调地扫完墓后即就返回杨州。由此可见，这次江家泗县之行也就是一次为死者的扫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将江过继给江上青的什么传统习俗礼仪，背有汉奸恶名并可能仍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江氏家族这第一次为江上青上坟扫墓而会把江过继给江上青的，而这也就是他作为江的生父为什么不一同前去扫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关于“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烈士为子”的过继之说被进一步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据笔者所知，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有人还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由此可见，在历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江世俊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这件事，这纯粹是江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骗人假话，所以江的这个所谓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篇慧文显然不是江泽慧写的，而是出于江的精心设计之笔，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反共与一个中共爱国抗日伪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悲伤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给人以江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实面目，继续捞取政治资本，去骗取广大干群和拥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汉奸家庭背景并自己也是汉奸嫌疑的堂兄江则完全是假的，烈士遗孀王者兰解放后每年到苏北淮阴新四军办事处领取抚恤金，与这个根本没有过继给江上青家做养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以骗术挤进江上青革命家庭并披着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光辉外衣的江，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还原于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诈骗手段的本来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红的江泽慧没有必要去跟这样一个臭名远扬、劣迹斑斑、奸假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国人痛恨唾骂的坏人套近乎、拉关系，更不会用伪造历史的骗人谎言去帮助他借自己父亲江上青的英灵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画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亲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损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响亮名声。

假的就是假的，骗局应该戳穿，画皮必须撕开，伪装应当剥去。江假借堂妹之名伪造历史、窃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给自己脸上贴金，为汉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开脱，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来江三是个贼”的马脚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江从敌伪汉奸成份摇身一变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张爱萍将军对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开认同之事属实的话，那么张为江的这个混进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伪装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关键性作用的。因为这是出自德高望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杰出贡献并且是国防部长的张将军之口，而且后来张又受江之盛请在1985年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词墓碑，江也趁热打铁而不失时机地马上前去泗洪为江上青扫墓祭典，这更加肯定和确立了江是江上青养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张的这种极具权威性的做法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为真而不去怀疑和追查了。后来张将军知道了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是江自己无中生有的编造之词，才明白原来这是江事先对自己精心设计好的一场骗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张将军对战友、烈士江上青怀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谎言，诱使不知底细的张误以为他真是老战友的养子而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加以认可，遂使他可以借张之口之笔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诱骗诡计轻易得逞，然后拿着张认同的话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像演戏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极其肉麻称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爱的父亲”，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并以此“革命本钱”作为他骗取中央领导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甚至爬到了中国政坛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领导人。据笔者所知，张将军在得知江的这个精心骗局以后，对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虽然这时他要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但据说这位名震中外的老将军以后在看电视时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五、呼吁调查

以上就是笔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和进行政治权力诈骗的事实和传言，如果这些事实和传言基本属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桩跨世纪的特大奸假政治诈骗案，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案：一对投降异族敌国的父子汉奸、民族败类，其子竟然能够冒充诈骗打入敌对者内部高层，甚至爬到了最高权位当上了令十三亿国人顶礼膜拜的当今“圣上”长达十数年，还枪指挥党地当上了“太上皇”，并且直到现在仍还在恬不知耻地以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身份频频出场，干政扰政。更有甚者，他还在插手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成为十八大他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续他江家帮天下的权脉。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并且也是世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大案奇案，难怪大多数中国人都骂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狰狞、浑身毒疙瘩、一肚子坏水的“癞哈蟆精”。

在中国历史上只一人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就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但若与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秦桧投降敌国当汉奸而依靠诈骗混进南宋朝内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并没有成为当朝“圣上”，而且丢失北方大片领土的罪责不在于他，他的父亲也不是汉奸，而江的这个政治诈骗业绩成就比人人痛恨唾骂的秦桧不知要“伟大”和“辉煌”多少倍了。因此对于江这样一个特大政治骗子、可怕内奸，其具体表现和暴露出来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臭不可闻、人人切齿的“以腐治腐”严重贪腐黑问题，以及极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诈骗术和阴险弄权术，笔者认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去尽一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自己所知向上级如实揭露反映，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严厉调查，同时还应该严肃检查中共党政干部审查系统方面在哪些运作环节的政审把关上出了问题，并且追究其所以会发生这种特大失误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笔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民间战略研究者，家住湖南省邵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