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和：为了孩子迈出这一步

耿和哽咽地说：“做走的决定让我撕心裂肺，因为我又要面对想照顾高律师，又面对孩子天天在家……为了孩子，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想高律师要知道了，他应该也很欣慰。最起码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要不然他们（中共）老是对我们提些要求。”

她说：“所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撇开了警察，从北京到了泰国。这一路很惊险，翻山越岭，又过河又过桥的。要不往前走的话，咱们也没退路了，真的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到了泰国之后，也是不能出门。一到这里，我就在想，是不是格格能大声说话了，天宇也能说话了，天宇也可以和小朋友玩了。”

耿和决定带着孩子离家出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她没有勇气直接告诉高律师，临走时只能留一张纸条给他。她说：“我不忍心让他知道我们都走了，我觉得我都没法正面去跟他说，我都没有勇气跟他说，把他放在家里我们走了。”

“常说我们家四人在一起，我们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可能对常人来说一家人在一起都是正常的事，我们感觉很难，在一起的时间会很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谁会离开这个家，所以我们都特别珍惜在家的时间，我就是为了孩子，需要带孩子迈出这一步。”

孩子们经历的苦难

耿和表示，高律师遭到严加看管后，当局长期对他们全家跟踪、监视，让他们跟外界隔离，想把他们彻底孤立起来，这种情况发展到去年的九月份，不让格格上学，格格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也不稳，新陈代谢也紊乱，因为没上学，她经常情绪很低落、发脾气，自残、自杀的趋向都有，特别着急。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带着孩子逃出来了。

在泰国等待到美国的期间，由于害怕中共会找到她们，她们连门都不敢出。

耿和说：“我们不管换到哪个地方都不能出门，就是在房间里面。所以说，在泰国孩子没有可看的电视，没有可玩的东西，也没有书籍。所以，孩子脾气性格就更糟糕。其中有一次格格就跑了，受不了这种压力。格格跑了有30多分钟……找到格格后我们都抱头痛哭，再别出事了，我说我们离开北京，这一路太不容易了……”

在高智晟被抓的那段时间，他的儿子天宇上幼稚园，每天由四个警察陪同接送，因此，学校的老师跟家长对他们都另眼相看，他的班级还特别挂了摄像头。

耿和说：“天宇到08年后半年情绪就不好，他就不愿意上幼稚园，可能在幼稚园有老师和小朋友说他不好。天宇有时候也不能听山东，或者从电视里面听到山东(两字)的声音，他就会说我爸爸又到山东了，到山东的意思是他把监狱当做了山东。”高律师第一次被抓是在山东。

刚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天宇天真的问：“妈妈我能说话吗，我能出去吗?”耿和说：“我们在那个环境下(中国)，不能说话，不能出门，就成为我天天给孩子说的话。一到了美国，我就说你可以讲话了，你可以玩，人家跟你说话你可以回答，他就很自由，很轻松了。”

紧张担心成生活常态

耿和讲诉了自己在北京失去自由的日子，每天都活在焦虑、担心和不安之中。

她说：“我只要听一种声音，从一楼就能辨别出我们六楼上所有人的脚步声，每家的人上楼梯我都能听出来，过了我们家门我才能踏实。一旦没有过我们家门，我常紧张，就一直要盯着门口，就是这种紧张的心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比如，我要出门我就要想着，我要是一开门，就要看看我们家门上有没有插个小广告呀，垫子上有没有谁给我留个条子、消息或者能拣个电话卡，经常做梦，感觉到我会突然间拣个手机，一个小灵通……到处在找。有时候高律师也是特别担心我。”

她还说：“比如说我无意中要是甩掉了警察的话，我就会跑很远的地方，我都会跑出南五环、南六环，离开我们家3个多小时的地方去打电话，就是想要听一些消息。”

非常担心高律师的安危

高智晟由于长期受到中共酷刑的折磨，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耿和表示，虽然她和孩子们来到了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但高律师仍在大陆，所以她非常担心丈夫目前的处境。

耿和说：“我真是很担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太不好了，我都感觉到他的身体不如3岁的孩子……给他做食物就很难、很累，因为他的身体很糟糕，我有时候就说，简直就像纸做的一样，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她说：“我1月9号就离开了，就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想如果我到了美国之后，中共可能对他又是询问，有可能是严刑拷打，那真是……我真是很担心他的身体。”

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耿和和她的孩子们终于踏上了美国自由的土地。她表示，感谢美国政府的帮助和保护，还有一路护送她们进入泰国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