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很多学者和民间人士要求中共当局落实反腐倡廉的承诺,极力呼吁当局实行阳光政策,公布官员及家庭成员的财产。但人大政协屡次有人提案却都被否决。不但中央政府不愿公布高级党政官员及家庭成员的财产,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公布地方中低级官员的财产。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导,97%的官员都反对官员财产公开。
新疆某位乡长,为了响应反腐倡廉的号召,率先公布了自己拥有的财产,却被上级以“哗众取宠”的罪名勒令离职。更有中共官员在面对公众要求公布官员财产压力的时候,竟以“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和“官员隐私需要保护”来辩解。也有北京的官员,以“稳定压倒一切”的理由反对官员公布财产。背后的逻辑是若官员公布了真实的财产状况,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冲击。
这个结果当然一点也不奇怪。根据北京几家权威机构的内部调查,中国的三千多名亿万富翁中,有两千九百多名是高干子女,占比例超过九成。中国0.4%的人占据了中国70%的国民财富。中国的贫富悬殊,在去年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10%的最低收入阶层和10%的最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达到十二倍多,比二零零零年增加了一倍。中国太子富豪、妻子富豪以及二奶富豪的集中发家时期是九十年代,发家的路数非常简单,先是金融投资市场,而后是房地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富豪产生首先和社会主义有关,其次和市场有关。在这里,社会主义意味着权力垄断,市场意味着交换。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富豪,是围绕着被高度垄断的权力交换进行的。
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总结说,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自利型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治国不是目的,把政治交换成为财富,再用财富维护政治权力才是党国官员们的目标。明乎此,便不会对数十万大学生争相竞争十个“公务员”职位感到奇怪了。
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官员的职位都是明码实价。县里的局长若干,公安局长若干等等。高级一些部门比较文明,通常以间接和迂回的方式进行,比如帮助上级领导的家属子女创业致富,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成果。在中国大陆,有了权便可以谋财,可以谋色,也可以谋命。邓玉娇案、石首案、层出不穷强拆房屋和征地纠纷案,都是例子。
外国企业很快参透了其中奥妙。于是各级大小太子太女,大奶二奶们,无论学识能力就都可以纷纷进入外资上岗,担任董事经理总裁,高薪养闲人。港台企业一般不会这么迂回转折,直接海外帐户伺候便是。对于商业企业来说,这种方法简单明了方便易行,容易控制成本。所以才有张五常称赞中国是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样的优越性,党国官员们怎么舍得拿到阳光下去晒呢?究竟,阴暗的玩意儿都是见不得光的。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28期“锋笔天下”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