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在三到六之间，超过六就说明房价存在泡沫。中国各地的房价收入比普遍在十以上，老百姓要不吃不喝工作十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一比三百到一比二百之间。如果租售比低于一比三百，意味着房产投资价值相对变小，房价存在泡沫。中国各地的租售比普遍低于一比四百，如果买一套房子用于出租的话要三十多年才能收回成本。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房价当然是高得离谱了。但中国有一些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中国特色，所以能维持住这样离谱的高房价。

高房价背后的第一个中国特色：独生子女政策。

现在的高房价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从八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使六个人的收入供养一套房子成为可能。

八零后的独生子女结婚买房，一般是由双方父母出首付。然后夫妻共同工作还贷款。买一套房子，首付掏空了父母多年的积蓄，分期付款则透支了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按揭买房后，人成了房子的奴隶，不敢消费，不敢生病，不敢生孩子，也不敢在孩子教育上投资。工作时战战兢兢，生怕失业后还不起月供房子被银行收回。这样辛辛苦苦打拚二三十年，获得的也只是一套房子七十年的使用权而已。据一些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现在中国大多数房子的建筑质量只能撑三十年，因为许多黑心开发商为了牟利在建造过程中偷工减料。三十年后（也许还不到三十年），这些房子都要推倒重建，再次为拉动 GDP做出贡献。

高房价背后的第二个中国特色：土地国有（官有）

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和别的自然资源一样，土地在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可在公权缺乏制衡的情况下，任何国有的自然资源最后都会变成官有，成为一部分当权者敛财的资本，土地也不例外。开发商要造房子，首先要向地方政府缴纳一大笔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自然希望土地出让金越高越好。地价和房价的关系就像面粉和面包的关系，面粉的价格上涨了，面包的价格自然要跟着上涨。地价涨了，房价自然也要涨，最后还是要转嫁到买房者头上，总之是老百姓倒霉。如果土地真的是全民所有，那为什么老百姓在买房的时候要为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付钱？地方政府希望房价高，老百姓希望房价低，在中国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2009年初，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拉动内需保增长的计划，想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低迷的经济。实际上光2009年上半年累计新增银行贷款就已达7.37万亿元，为去年同期的2.3倍，预计09年全年的信贷总量将达到11.1万亿元。绝大多数贷款都流入了大型国企手中，而不是更有活力，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因为国企原本就存在的严重产能过剩加上外部市场仍然低迷，国企拿贷款投资实体经济往往要亏本，为了保值只好把钱投到股市楼市里，这样就进一步推高了房价。09年上半年，随着政府放出天量信贷增加了通胀预期，房价也随之大涨了半年，甚至超过了07年的历史高位。在09年的土地招标中，国企屡屡喊出民营房地产商想都不敢想的天价。“地王”桂冠屡屡落到财大气粗的国企头上。原因很简单，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国有银行那里拿到了大量贷款。

考虑到中国国情，土地是国有的，银行是国有的，国企也是国有的。他们名义上的主人都是全体国民，理应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可在现实中，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那里拿钱竞拍国有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推高了地价，然后进一步抬高了房价。老百姓买房越来越困难。这是很荒唐的，简单地说就是用原本属于老百姓的钱炒房抬高房价来反过来剥削老百姓。本该为全民服务的国企所作所为什么会损害它名义上的主人的利益，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开发商在造房子的过程中，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五花八门的税收。比如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这些税收占房价的10%以上，最后还是会被开发商转嫁到买房者头上。至于政府对这些税收能不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考虑到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这就很难说了。

一部分人因为高房价受害，就有另一部分人因为高房价得益，高房价背后的第三个中国特色就是政府官员带头炒房。

现在公仆们非但不把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放在心上，反而个个利用手中的权力带头炒房，争当抬高房价的急先锋。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的重灾区，近年来落马的许多贪官都曾从房地产商那里“低价买房”。有时开发商甚至直接把房子送给贪官，让他们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开放房地产铺平道路。

2009年8月13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因贪污受贿受审。据悉，陶在当职期间，先后收受多家房产公司贿赂款共106万元，以及价值1379万余元的29套房产。行贿陶建国的开发商之一洪某出手很“大方”，前后送了29套房产和69万元给他。29套房产中除了一套联体别墅陶建国自住外，还有26套商铺和2套住宅。陶建国乐滋滋地当起了“地主”，将这28套房产悉数出租，每个月收收租金也赚得盆满钵满。”案发后，陶建国获得了一个“炒房处长”的绰号。

除了“炒房处长”，还有“炒房区长”，2009年2月3日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因其拥有24套房产而被人戏称为“炒房区长”。这些房子多是从受过他“帮助”的房地产商那里低价“买”来的。康慧军的儿子在英国留学，于是许多房地产商以“压岁钱”的形式把钱塞到了他儿子的手中。康慧军之妻王孝交代，儿子在英国读书所花费的12万英镑,至少有9万英镑为康慧军“帮助”过的房地产商所提供。

2009年7月24日，温州市委决定给予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开除党籍处分。戴国森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他家时发现，戴国森有十多本房产证。

既然许多政府官员手头都有十套八套房子，试想他们会希望看到房价下跌到正常水平吗？他们能不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抬高房价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而这些贪官一次权钱交易就可以获得几套房子，老百姓能服气吗？能不骂贪官的祖宗十八代吗？

保障国民的基本住房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主国家，如果政府保障不了国民的住房权就很难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可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谁也奈何不了它。就算它干的再糟也不用担心下台。“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只要政治体制不改，手头没有选票的中国人就只能年复一年地忍受高房价的折磨。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