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搞的那个‘五十二个不准’虽然写得很好很全，但是由于它是共产党自己在监督自己，因此说它不可能真正地执行。它八个禁止，它禁止多了，它一万个禁止实际腐败越来越多。应该这么说，最大的监督网实际是体制外的监督。很简单的事，就像一个人你不可能咬到自己的鼻子，自己打自己也不会打得很痛。”

目前旅居美国、在美国布朗大学教书的中国另一位民主人士徐文立表示：“实践已经证明，它不管试行，还是把它变成正式的公布，都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作用。他这个内部做来做去的话，就还是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基本上还是掩耳盗铃。”

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有的网友评论中共中央近日公布《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说“规定倒是不错，关键是由谁去监督、怎么去监督、违反了如何处罚是关键，不然就是一纸空文”。有的网友甚至调侃地说，让香港廉政公署进驻北京干一年看看结果如何。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共印发《廉政准则》，是试图藉“反腐”的名义平息民怨，维护其一党专制。

丁学良认为，反腐措施产生一点点效果时，往往都是自下而上民众监督的结果。由于媒体多元化，新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促进了信息流通，使一些腐败丑闻被公布于众，在公众中造成强烈反响之后，当局才被迫做做样子，安抚一下民怨。

91%亿万富豪是高干子女

官方数据显示，在中国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成为他们“合法”取得资产的手段。

在特权阶层完成了社会财富瓜分，他们攫取的财富被合法化和制度化以后，中共针对他们中下层的干部和官僚加大反腐力度，本质上是维护政局稳定，说到底也就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丁学良认为，中国社会创造财富是个持续的过程，每年每月每时产生的巨大财富，继续会成为特权阶层的攫取对象，所以这是个持续的过程。

中共高层所谓反腐并不是出于维护公有资产、让普通百姓监督的角度出发，也不是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考虑，而是出于维护一党专政的考虑出发。丁学良认为，中共最高层不希望腐败完全失控，因为那样对维护统治不利。贪腐耗费资源，更重要的是贪腐太猖狂会激起民愤，在极端情况下会令老百姓铤而走险。

维护统治利益

虽然中共最高层不能容忍那些造成恶劣影响，危及政权稳定的贪腐行为。不过丁学良认为，中共的反腐措施碰不到两种人：一种是那些在官场上营造了广泛权力网络的，有足够资源的人或家族，他们能摆平舆论和司法方面的挑战。另外一群人就是转移海外，有合法身份的特权人士。

但在这两种人下面的中下层干部和官僚，他们会受到中共廉政措施的警告和威慑。不过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人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掩饰、疏通，尽使狡兔三窟、大事化小等手段。他们在地方上的控制力远远超出党纪党法的约束力。

中共一党专政的性质限制了其反腐手段的选择。丁学良说，如果自下而上进行反腐，搞制度制衡，中国的贪腐问题也不会发展到眼下的程度。但中共不会从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不会借鉴在西方社会发展了数百年的制度制衡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