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导，2004年6月，黄仕明夫妇24岁的独女，华中师大学美术系毕业生，身患红斑狼疮和尿毒症的黄芃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家人认为，医院的治疗失当是致其死亡的原因。

该案由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受理，但文保分局却以种种理由迟迟不立案，并不组织鉴定。不得已，家人去了2005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的大接访。在大接访之后，文保分局才正式立案，并委托司法鉴定。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出具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定性太轻，把故意犯罪降成了过失犯罪。医方则认为既然定为医疗事故罪，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就此案提出意见和建议。2010年1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但至今仍毫无结果。

黄仕明的小姨子陈翠莲说，多年来，黄仕明夫妻俩都没能从女儿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人清扫。不过，在女儿的事情上，他不但自己不能“上访”，还要劝阻妻子不要“生事”—— 尽管身心的伤痛无法抹平，但这是个丝毫不敢造次的人，家庭属性永远让位给政治属性。与无处伸冤的平头百姓相比，他心中的滋味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

谁知祸事接踵而至。黄仕明怎么也不会料到，6月23日，当他正在河南省参加中央政法委召开的会议时，自己的妻子陈玉莲却在自己办公地所在的省委大院门口被六个便衣警察像踢皮球一样惨无人道地踢了16分钟。目前，关于陈玉莲被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指警察把陈误当成了上访人员，是打错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黄仕明因为女儿黄芃芃的事情得罪了武汉公安部门，妻子被打是对方的有意报复，其实并没有打错。但不管是打错了还是打对了，堂堂一个厅级高官到头来竟然连妻子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这也未免太讽刺了吧。

如果说身为省政法委的“领导干部”，黄仕明既未能为女儿成功伸冤，又没能保护妻子免受非法伤害，本身已够窝囊的了，但更窝囊的还在于，即便在妻子蒙受如此大辱之后，他也无法理直气壮地为其伸张正义，只能忍气吞声地“顾全大局”，在当局和妻子之间充当和事佬。

这不，妻子被打后，家属提出要严惩凶手，警方应承了。于是，黄仕明一再告诉家人，“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有公正的处理”，并对忿忿不平的陈翠莲提出三点要求：不去北京，不找媒体，不发网帖。

但结果呢？公安部门派了人马轮番在医院“监护”陈玉莲，连上厕所都跟着。承诺的处理结果也迟迟没出来，小姨子陈翠莲坐不住了。黄仕明却仍劝她，“要相信他们会公正处理的”。陈翠莲回了三个字，“你幻想”，她找人去上网发帖了。

事情被曝光后，为了给民意一个交待，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给予级别最低的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级别较高的刘清新、余金领等3人全身而退，通报上没提到他们的名字。

对这个处理结果，黄仕明很不满意，但他却不敢接受媒体的采访。据陈翠莲介绍，打人事件曝光后，武汉市的领导曾找黄仕明谈过话，要他注意纪律，黄仕明回来就发牢骚，“认为我们做得很过火，叫我们不要再这么闹了”。当陈玉莲被政法委的人藏在病房里时，他甚至帮着官方圆谎，他说妻子现在不堪其扰，已经回家休养了。

据了解，7月25日湖北省政法委召开大会，传达周永康及孟建柱对此案的批示。但最后当地的决定竟然是维持武汉市最初的处理结论。“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悲哀、绝望。我担心我姐姐和姐夫的状态，担心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下去。”陈翠莲说。

纵观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黄仕明不但没能保护得了女儿的公民权利，也没能保护得了妻子的公民权利，他甚至连自己的公民权利都没能保护得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有冤伸不得，有气无处出，有理无法讲，牙齿打落了还得往自己的肚子里咽。他内心的屈辱和苦闷可想而知。

黄仕明一家的遭遇让我不由得想起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惨剧。其实，刘少奇也好，黄仕明也好，别看他们都是居于百姓之上的高官，但他们同时又都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极权体制的一个零部件。在这个体制里，不但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且同僚之间充满了倾轧，谁都可能因为得罪了上司或者因为同僚之间的内斗而遭殃。你想吧，就连国家主席这样的大人物都保护不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何况像黄仕明这样的官员呢！

说到底，只要法制还是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摆设，只要公民权利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美丽词句，不管是草民还是官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无形的阴影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跌入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