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成白话就是：人有五种（严重的）罪恶行为，而盗窃不包括在里面：一是精明而用心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又顽固，三是说话虚伪却听起来很在理，四是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五是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这五种罪恶，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种，君子主政就不得不诛之。而少正卯却同时具有这五种罪恶。他居住下来就足够聚集门徒而成群结队，他的言谈足够用来掩饰邪恶而迷惑众人，他的刚强足够用来反对正确的东西而独立自主，这是小人中的为祸尤甚者，不可不杀。

关于孔子杀少正卯的事是否真的存在？这在历史上是争论已久的一起学案。有人认为孔子确实做过，也有人认为凭言论治罪不是孔子的作风。春秋时代是人治而非法治，孔子行为的依据是“先王之道”——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笔者认为孔子确实有可能做过这件事。但是诛杀少正卯的依据应当是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他的言论或观点。如果是在一个文明、正义、且法治健全的社会，此等“五恶”俱全的人也很难不做出伤害他人、为祸社会的事，要免于正义的刑责也很难。

“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要在历史上找出一个同时符合这几条标准的人并不是一容易事，然而在现实中却有一个活例。这就是被一些喉舌媒体称为“斗士”的司马南。

11月13日中国大陆的“四月网”主办了一次主题演讲，邀请司马南为演讲嘉宾，当进入提问环节后，一个戴墨镜的女网友直接走到司马南面前，对司马南早前发表的关于陈光诚和艾未未的评论提出激烈批评。这位网名为“姑娘很生气”的女网友与司马南激烈论战的视频随后被发布在网络上，引起众多人关注。

司马南随后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对艾未未事件评价说“我认为作为外国政要，在指责中国政府对一个公民行为不当的时候，应该用证据来证明，不能仅仅因为艾未未曾经的作品和直接的政治行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行为，就认为艾未未的人权直接高于中国人民的人权。”

在评价陈光诚事件时他又说：“对这些事情我有一个政治判断，像陈光诚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被有一些唯恐中国不乱，希望中国出现动乱的组织培养的，他个人可能浑然不觉，但是陈光诚是被作为‘棋子’来使用的。”

我们来看司马南是如何的“言伪而辩”。当他要求外国人指责中共政府打压艾未未时要“用证据来证明”，他对艾未未的指责却从来未给出证据，而只是把他的臆想当成事实宣布给公众。在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段名为“四月青年会客厅”的视频访谈节目中，司马南说：“艾未未你小子可以脱裤子搞你的裸体艺术，但是你那个政治是不靠谱的。更何况你拿着国外的钱干这种事，不明不白啊”。艾未未的母亲高锳女士随后要求司马南拿出证据，证明艾未未“拿着国外的钱”搞政治，否则不排除以法律手段追求刑责，司马南至今未曾回应。

再说陈光诚，司马南称陈被一些组织所培养，请问“一些”是哪些，“培养”的目的是做什么？证据何在？此时司马南就顾左右言他，不像对外国人那样“义正辞严”地要证据了，而是说“对这些事我有一个政治判断”。又请问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分析过程是什么、事实来源是什么。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具备，就坐在那里杜撰你的“政治判断”，任何一个人一天都可以发明出100个判断出来。

司马南的“心达而险”、“言伪而辩”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他居然用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为自己开脱：“作为网友你反对司马南的观点，甚至你看到司马南你想反对他、你很讨厌他，这都是正常的，民主社会就应当允许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想发表的意见，你拥有发表这种意见的权利，但是有个限度，就是你不得诽谤和攻击别人”。

这话听起来也凿凿在理，但是问题是，司马南你要保护的是你说艾未未“拿外国人钱”、说陈光诚被境外组织所“培养”的权利；是要保护你信口雌黄、罗织罪名陷害他人的“权利”。而别人揭露和反驳你的时候，你却要说别人侵犯了你的“言论自由”。判断言论自由和诽谤有一个界限，就是言论是否具体有所指，是否涉及具体事实。你司马南如果骂艾未未是“三流艺术家”，这个法律管不着你，因为这只涉及观点而不涉及事实。但你说艾未未拿了外国人的钱，这就是涉及一个具体事实，如果人家没拿钱而你非说人家拿了，那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了，这就构成了犯罪。“墨镜姑娘”情绪确实是激动，她也确实骂你“装逼”，不过她认为你“装逼”也好、混蛋也罢，只涉及她个人的观点，也属于言论自由；她要和你辩的却是艾未未和陈光诚是否做了你所说的那些事，如何谈得上“诽谤”？司马南开口闭口也谈“权利”，说的是准你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却不准别人要你解释（当然墨镜姑娘如果更理性地表达相信会更有力），说严重点是要捍卫你自己犯法的“权利”，天下有此种权利乎？

司马南的“心达而险”更表现在他选择说话的时机。当艾未未被拘禁后，关于他的一切正面报导被消音之时，司马南抛出艾未未“拿外国人的钱”搞政治的言论，因为他知道此时政治势力已做出了打压决定，艾未未不可能有机会对等和他辩论。当他说陈光诚是被某些“希望中国出现动乱的组织”所“培养”的时候，他也知道陈光诚正在被软禁中，不可能出来为自己辩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些话是安全的，而且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不会被人追究的。而司马南正是靠这种“政治判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

司马南的“顺非而泽”，即：明知错误却文过饰非，更表现在他的这些言论实际是在当局做出不义的行为、急需舆论的支持的时候，出来为主分忧，文过饰非，同时把水搅混。理由是，他抨击艾未未的言论如此之多，却从来不敢正面评价艾未未所做的具体的事——调查川震遇难学生的名单。试问这个基于良知的行为又有怎样的“政治动机”，又跟何种“反华势力”有关？当他指陈光诚是被希望中国乱的组织所“培养”、被当作“棋子”来使用的时候，却不敢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一个公民、一位残疾人怎么可能在没有被定罪的情况下却一直被剥夺人身自由，而且被剥夺了被人探望的权利？陈光诚被人当作“棋子”，难道就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理由吗？你司马南难道不是某些人手中的棋子吗，那又当如何？

司马南凭三寸不烂之舌构陷他人，诡辩滔滔为社会主义专制事业添砖加瓦，搅混舆论为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转移视线。并且奉行此等污行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道，坚持不懈，堪称“行僻而坚”——行为邪僻却又顽固坚持。

司马南固然生于当世，但只要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也必不免于君子之诛。只不过在法制社会，这个“诛”未必有杀头这么严重。首先，司马南对艾未未的“拿外国人钱”的诬陷已构成了诽谤嫌疑，应当受到刑责追究。其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新闻传媒业、学术界应当有自律的规则、有道德操守，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像司马南这样的并无学识，靠阿谀权势、充当打手的无良文人，早就该淘汰出局，从职业生命上“诛灭”之。不会有机会面对公众大放厥词，兴风作浪。

可叹的是时逢乱世，国家层面没有公正的法律；各行业又普遍腐败，没有自我净化的机制，此等跳梁小丑才得以窜上前台，屡屡作怪。此时此刻，陈光诚被拘、艾未未禁声，都不能为自己发声之时，“墨镜姑娘”冲冠一怒，当面驳斥司马南，何错之有？既然任何社会机制都不能实现公正，公民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匡扶正义就是天赋权利，无可厚非。

司马南的行为正是孔子所说的大恶俱全。生于法治社会，则不能免于刑责、断送职业生命；生于人治的时代则不免于以身当诛。不论法治还是人治，只要这个社会尚存正义，就容不得此等恶人恶行。

故而笔者断言，若今日孔子复生，必诛司马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