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辩护毫无说服力，因为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举国体制能不能培养出金牌选手，而在于一个国家该不该置大众体育于不顾，而把有限的体育经费大量地投入在培养少数金牌选手身上。

早 在1988年汉城奥运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剖析举国体制。当时我没用“举国体制”这个词，我是用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指出，从那几届奥运会的情况看， 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常常高出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于共产党名符其实地控制一切，所以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 自己的价值目标强加给全社会，它可以倾一国之力去达成任何它意欲实现的目标。因此，它可以用牺牲农民的办法高速实现工业化，它可以在亿万人民吃不饱肚子的 情况下爆炸出原子弹。同样地，它也不难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比那些自由的社会取得更突出的体育成就－－只要它立志要取得这种成就的话。通常，它是极欲取得这 种成就的，因为这种社会的统治者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追求虚荣甚于追求繁荣”。“通过这种制度，我们就能够在体育设施普遍缺少和落后的情况下，在全民体育 运动水平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竞争能力的运动明星”。

不错，举国体制确实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那又怎么样 呢？那是否就证明了举国体制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北京日报》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给自己保驾，殊不知实践标准这个命题本身就大有问 题。因为实践标准充其量可以证明手段的有效性或工具的有效性，但却不能证明手段或目的的正确性，也不能证明目标或目的的正确性。譬如，实践证明了服药对提 高运动成绩是有效的，但这就证明了服药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了吗？举国体制有利于造就金牌选手，但是，把夺金牌置于首位，为此不惜牺牲大众体育，这样的目标难 道是正确的是应该的吗？

我在文章里写道：“社会主义当然有它的优越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优越性，坏的社会制度之坏，不在于它全无优 越性而是它的优越性太少或太不重要或是其代价太高。”2008年北京奥运结束，中国金牌第一，惹得很多日本人眼红，日本一家电视台用电话让国民投票发表意 见。结果是：有将近60％的受访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养金牌选手，让太阳旗在奥运会高高升起。40％的受访者则表示只要参与就行，金牌多少不重要。然而问到 投入税金，结果正相反，60％左右的受访者不赞成增加体育税金。

问题就在这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当中国赢得大量金牌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愿意用这种所失去换取那种所得吗？

就 以日本为例。日本地狭人稠，但是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也有19平米，而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只有1.04平米。中国游泳选手孙扬赢得奥运金牌，梁文道大呼： “孙扬让中国男人在游泳池中站起来了。”这话刚好说反。孙扬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让大多数中国男人被剥夺了在游泳池游泳的机会之上的（当然，责任并不在运动 员身上）。美国是游泳大国，不算私人游泳池，单单是公共游泳池就多达36万个。当初英国为了迎接伦敦奥运，政府拨款，开放全国1600个公共游泳池让16 岁以下的孩子们和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游泳。中国有多少公共游泳池？平均下来，多少中国男人才能有一个游泳池？问问全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公 共游泳池能让自己、让自己的孩子游泳呢，还是希望仅仅是坐在电视机前看到更多的中国游泳选手拿金牌？有人说“我支持举国体制，因为它能提高民族自信心”， 这种说法充其量反映了说话者自己的价值偏好（准确地说是投合了专制统治者之所好），它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大多数人民的价值偏好。

邓小平说，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先前就提醒过，中共领导人讲话，常常省去主语。“集中力量办大事”，“谁”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言而喻。这话的 主语是共产党，确切地说，是中共一小撮领袖。人民不是主体，人民不过是他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而拿在手中随意使用的“力量”而已。举国体制的辉煌成就，无 非是印证了在中国，纳税人没有代表权这一可悲事实而已。

中共统治当局酷爱大兴土木，大办豪华盛典，大搞面子工程，因为那不但可以显示其赫赫权势，更“妙”的是，它还可以强化被统治者的认同，让很多被统治者暂时忘掉自己被剥夺被损害的处境，误以为自己也分享了统治者的光荣。这才是更可悲的啊。

这两年，中国网络出了一个流行词：“被”。被代表，被集体化，被自杀，等等。这区区一个“被”字，就把中共专制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举国体制，其实是“被举国体制”。这样一种体制，必须否定，必须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