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件和截访有关的事情，从这里来预测维稳的前景。最近和维稳有关的两件事引发了不少的讨论，都是和截访有关。第一件事情是北京朝阳区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对河南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判刑以后的矛盾的报导；第二件事是久敬庄释放访民这件事情。我们分别来看一看这两件事情有没有意义？

朝阳法院的案子当时是有访民在旁听的，访民出来陈述的情况和《中国青年报》的报导是一致的，所以这件事情显然是真实的，当时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但是报导以后却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和朝阳区法院否认了，他们承认这个案子有，但是说还没有判。而《人民日报》等等都报导了这个否认的消息，后来否认的消息被广泛的转载。

这件事情有几个蹊跷的地方，一个就是媒体公开报导以后被否认，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假设一下，媒体为什么否认？法庭为什么否认？那一定就是说上面有人觉得把这件事情报导出来以后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这个报导不妥当。那法庭怎么办呢？立刻就否认。中国法律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法官也知道他们只是中共的玩具而已。

这个案子最不愿意曝光的是河南长葛市的官员们，当然也可能包括河南省的官员们，他们都一定会在报导以后到北京去活动，这不奇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能把北京高院、朝阳区法院都摆平了，让《中国青年报》陷于一个报假消息的境地？这就不是说一个地方官员到北京去找一个、两个有权势的靠山就可以解释的。因为长葛市毕竟只是一个县级市，也就是说全国这样的市有两、三千，调动北京高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最关键我认为还是这里的政策问题，就是说可能原先审理这个案子可能是高层有人想通过这个案子找几个替罪羊，让大家对这个民愤极大的截访出出气，当然任何人告诉我说朝阳区法院自己有胆量会立截访这种案子，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重大的跟截访有关的是属于来自高层的政策。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想找几个替罪羊，但是一报导出来以后，地方到北京一活动，把要害一讲，高层去重新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还是弊大于利，或者是更高层介入了原来想找替罪羊的那一级的想法。总之，上面的判定一定是如果说判了截访的，各省各地都威胁要撂挑子，就是说他们不管上访人员了，随便人家去北京上访，那北京不就乱了套了吗？所以最高当局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这个案子否定了再说，争取一点时间，从长计议，就是说不要现在把这个判的消息拿出去。

本来这个案子判的10个都是农民，那你说农民自说自话自己去办一个截访公司，谁都不会相信的，就是真的办了个截访公司，那也是和地方政府签了合同的，更可能的是这些农民直接就是当地政府雇用的。

总之，如果说这个案子判了以后说截访是违法的，那么首先当然就不会是这些农民违法，而是派他们来的河南长葛市的政府在违法。可是截访的又不是长葛市一家，各省各市都有，要查违法的话，那就是说要把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说成是违法的，都要上法庭去审判，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案子去公布的话，就是10个河南的农民违法来截访，那真的是让人家笑掉大牙。

中共自己是最要面子的，中共它不让地方政府在北京截访的话，难道都让全国的访民都到信访办去？所以截访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讨好中共最高当局的做法，因为访民多了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不好，得罪的是北京高层，所以才会出现截访。

2005年的《信访条例》就规定了禁止越级上访。所以这是来自最高层的，归根结柢要求各地用各种方式减少访民，包括截访在内的，正是中央，所以让朝阳法院判这个案子，在一开始从中共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欠考虑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鼓舞全国访民而打击各地官员，这个是中共承受不起的。这个替罪羊不是这么随便就能找到的，不是说找10个农民判一下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一条消息。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久敬庄一次释放了几万访民，后来经过核实以后可能最多也就是数千人，“六四天网”最后估计可能是4千到1万人。有人把它解读为习进平的新班子可能是即将要公开清算和处理政法委，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情也可能被人过度解读了。

久敬庄是北京市访民的接待中心，是遣返访民的集中地之一，它不像一般的地方政府在北京或者在各地设的“黑监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关押访民。久敬庄这个地方访民的流动性本来就很大，因为它的规定是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当然有很多超过的，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属于一个短期关押的地方，是遣返访民的一个集散地。

这件事情发生在12月4日法治日（“普法日”），就那一天有上千或者是数千的访民到央视去表达诉求并且要求普法，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就出动了大批的警力去拦截，并且用数10辆大公交车送往久敬庄。根据访民了解的情况，除了少数访民被地方截访人员带走以外，当晚大部份访民都被分批释放了。这就是当天出现大批释放访民的这个传说的来历。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些访民是冲“普法日”去的，就是说“普法日”一过，就没有北京警方什么事了，就是北京重点部门，像央视这种部门就不存在访民再去要求普法，去提诉求这件事情了，剩下的事情就要交给地方的截访部门去处理了，所以恐怕谈不上这是清算政法委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特例。

政法委本身它是中共干涉司法和镇压民众的工具，政法委并不能够独立于中共存在。从历史上看，中共建政的时候最早的四个委员会之一就是在政务院下面设了四个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政治法律委员会，也就叫政法委，它是属于政府机构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下面政务院下属的政府机构。它管辖的范围倒是一样的，也是公、检、法、司，大概存在了10年左右。它的基本思想还是作为专政工具使用的，协调公、检、法、司的。

六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个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真正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是在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它的作用是取代原有的党委直接管司法。原来是党委直接管司法，后来党委要从司法当中撤出来，因此又要一个党的工具来监管一下，所以政法委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党干预司法的工具。只是说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和赵紫阳一直试图在让党政分家，司法相对独立，所以政法委多少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是处于比较弱化、比较边缘化的状态。

而到了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法委就摆脱了边缘化的状态，但是整体上它是一个大的形势下摆脱边缘化的，就是在整体上以党管政、以党代政的做法渐渐的变成主流，而政法委的权力是随着党委权力的扩大而扩大的，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真正政法委的扩权，这都是我们多次谈到的，它是从迫害法轮功开始的，后来又扩大到针对更大人群的维稳机制，最终翅膀硬了，到了政法委头子周永康和薄熙来联手阴谋篡权形成另一个中央，对现有中央的挑战，这才迫使胡、温和习近平联手对政法委打击、削权，导致今天这个局面。最终是压制周永康，限制和削弱了政法委的权力，而把部份政法委的权力回收到党委。

这个过程分析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采取的措施都是从中央政法委权力过大对中共本身和中共最高权力中心造成了威胁，要想消除这个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就从这里出发的。周永康退休以后，这个问题有一大半就自动解决了。退休以后，周永康本人是否要被清算？被清算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和对政法委本身的处理已经没有关系了。政法委怎么处理的？政法委就是不入常、削权，从此俯首听命，继续做中共的工具，这就是政法委的结果，没有再进一步的清算了。

上次我们谈了，在中共找出社会治安的替代方案之前，还得继续维稳思维和维稳政策，还得继续利用政法委来干预司法。而事实上中共在这个维稳的怪圈当中它是没有解的，它不可能找到现在维稳思维和维稳政策的替代方案，除非是依法治国、司法独立，但是那个不会在中共的统治下发生，所以归根结柢还是中共统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法委自身的问题，政法委的问题不能和中共统治的这个大环境分开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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