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张光祥被迫含冤认罪，被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后来张光祥历经三次上诉，最终无罪释放。在谈到十年监狱悲惨遭遇时，张光祥庆幸他多亏早点认罪，才不会被打死在看守所里，才有后来的上诉机会。

之前还有一个荒唐的案子，是1996年11月，42岁的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在监狱里蹲里18年，直至2012年北京警方将真凶李彦明抓获，否则王本余还不知道要在监狱里蹲多久。

同 样王本余也是被刑讯逼供。王本余说，在审讯时，不按他们说的，就打。屁股被板子打肿了。铐在凳子上，用电棍电耳朵眼里。用锁头刮肋骨，疼得我钻心。再把我 绑在椅子上，用我的背心捂着我的头，一脚蹬过来，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他们还把砖头在火炉上烤烫，把我大腿绑在椅子上，把滚烫的砖头一块一块地垫我后跟， 再用电棍上的针，对着我的乳头电击。

王本余还说，因为被杀的那小女孩脸上被咬了，他们让我张开嘴，看到我有两颗虎牙，就说是我咬的。“我准 备写上诉的时候，好心的民警劝我不要写，说如果写了上诉，就还要在看守所呆下去，那样肯定就会死在看守所。他建议我等到了入监队或者进了监狱再写申诉也不 迟。”的确，我那时拉了一年多肚子，吃不饱，每天早晚一个窝窝头，身体不行了。

媒体近日又爆出的一个冤案，59岁的农村妇女邓爱仔，因为多 次上访申冤，被新余第二医院精神科收治6年。她的病历显示其主要症状是“反覆状告政府”，入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一个农村妇女因为婚姻纠纷上访，在 上访过程中又被镇政府工作人员揪住头发，往地上撞，打瞎了右眼，结果再次上访，而她被镇政府人员送进精神病院的理由竟是“行为乱，反覆状告政府5年多”。

若不是一个接触她多年的、还有一点良心的医务人员，通过观察和了解，判断她是一个正常人的话，这个可怜的农村妇女可能就死在精神病院了。更可悲的是，她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她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我没有病，我要回家”，“我不告状了”，出去后，再不会告状了。“我能干活，我能种菜，别人有田，我给别人种。” “大女儿已经结婚，听说还生了两个小孩，我想出去看看我的外孙。”这就是邓爱仔在出精神病院时讲的话。一个正常人就这样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无限期的治 疗。而医院也成为非法关押、迫害上访和异见人士的场所，成为“黑监狱”之一。

以上三个案例中，无论张光祥的早点认罪，才不会被打死在看守所 里，还是王本余的“如果上诉，就还要在看守所呆下去，那样肯定就会死在看守所的”，还是邓爱仔的“我没有病，我要回家”， “我不告状了”，都是大陆普通人在死亡面前无奈的选择。因为大陆人都知道，党要让谁死，谁就得死，只有忍辱负重，才有机会死里逃生。

不然， 就像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一样。只因为修炼法轮功就可以被抓、被酷刑、被判刑、被失踪、被活摘器官，……无论宪法如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公 民有控告、申诉权及人身自由权利。据不完全统计，因炼法轮功被害死的就有上百万人而不止。而这些人所坚持的，不过是自己没有违法，没有犯罪，自己的一切行 为都在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力范围之内。

也正是因为中共让大陆人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后有被迫害致死的后果，所以，至今在大陆还有相当一部份人，不敢再炼法轮功，不敢再提法轮功的事，不敢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更不敢仗义执言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人们生怕不小心，也陷入被打死、坐牢等死之间无奈选择的尴尬境地。

这就是大陆的人权现状。在正常社会生活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到，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时至今日还是如此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