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内容

郑也夫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观点，准确剖析了中共体制的真实状况、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中国困局的方式。

文章分析，为什么中共的政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中共党魁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郑也夫说，中共在执政期间，大多数政策方针都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强取豪夺人民利益。将人民私有土地变为国有，之后大搞地皮财政，各地政府高价将地皮卖给地产商，导致中国房价居高不下，无数公民成为房奴，进而形成国富民穷，怎么能说代表了人民利益？

对于中共媒体中常用语“亡党亡国”，郑也夫认为， “不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了改革。”

对于造成中国的现状的原因，郑也夫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塑造，恶性循环也是双方造就的。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也是中国人逆来顺受造成的。中国人把共产党惯坏了，想走出恶性循环，只有弱势者站出来发声。没有外部的压力，没有强烈开放党禁、报禁的要求，中共领导人想这么做，他的同僚都不会同意。如果没有外因，连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都不会进入他的头脑”。

郑也夫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知识分子良心和民众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很多时候都在知识分子身上看到。

但是，中共执政后，开始系统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迫害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残酷的迫害和政治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肉体和所代表的传统思想，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折。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淫威和屠刀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胆战心惊，噤若寒蝉，不再敢“铁肩担道义”。

郑也夫说出了他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郑也夫的话，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道德良知，令人敬佩，也是当今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做到的。

对于普通民众，郑也夫呼吁，“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其实，郑也夫的呼吁，早已经在中国社会实际展开，从2004年底，大纪元网站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一场席卷全球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运动展开，这也是中国民众的一场精神觉醒运动，中国民众不断发出远离中共抛弃中共的声音，为中共未来的解体做出了铺垫和准备。

中国执政者面临抉择

郑也夫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路实在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

九评编辑部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结束语中指出：

“中国虽然集中了共产邪灵最主要的力量，但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坚持信仰和普世价值，和平抵抗共产暴政；在《九评共产党》引发的“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运动中，三亿多人勇敢选择从精神上脱离共产枷锁。这种个人发自心底的选择，正在解体共产党于无形。神安排了中共最后的解体。中国的执政者和其他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有意解体中共，神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来天赋神授的真正权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会在最后的过程中遭遇中共解体所带来的一切灾祸、魔难。”

这段话其实已经泄露了“天机”，也可以看作给如今中国的执政者的劝诫，中共的解体和灭亡是大势所趋，天意所定，古往今来，能够顺应天意而行的帝王将相，都是无往而不利，都会获得神佛的佑护，并最终获得神赋予的一切荣耀。

如今中共正在走向解体的最后道路上，从2018年所发生的一个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执政者所遭到的灾祸和魔难，都在印证著以上的预言和告诫。

在一个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成大事者需要勇气和责任。上天会选择那些有勇气和责任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的人。逆天而行的人，将会被上天放弃。神将会选择其他掌握了权柄的人，来代替他完成历史的使命。

中国目前的执政者，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执政者如果能够回归传统，维护宗教和信仰自由，制止持续了20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纠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冤狱，主动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权，与普世价值接轨，就可以摆脱危局，使中国社会平稳过渡到未来，同时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

浮生若梦，历史机缘转瞬即逝。#

文章说，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停留在口头，一步也没有迈出，道理其实很浅显，只是从未被道破。

文章表示， 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中的政改包括以下内容：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二，下放权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完善法制；四，开启社会政治协商。

为什么中共当局要提出政改，文章说， 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法治缺乏，权力滥用，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走上正轨。但为什么政改最终没有实施？因为执政党首意识到，“政改的每一项内容都是在削弱他的政党”。

第一，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意味着党的权力旁落，党将失去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经济的操控。

二，法制的健全，将限制执政党的行动范围，社会将不像过去那样被统治集团完全掌控。

三，真正的政治协商一旦开启，执政党的主张在争论中有落入下风的可能。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执政党最终打造出自己说了算的徒具形式的政治协商。

四，在与党内党外对手的博弈中，决策者日益坚定地认为：要一直应对社会多样性、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统治集团内部也不能民主，必须权力集中。

“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还说，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之后，中共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很难说是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但当前有一项符合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产党“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会动荡的方式，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认为，今后中共的领导人所能做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淡出历史舞台。

作者直言，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演化到今天，其权力的结构和生态决定了，它已经不能为中国社会输送优秀的各级领导者，它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文章说，“保江山的态度败坏了当事者的心灵：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

“自上而下的改革只有一次”

作者还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稀罕的东西， 因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作者只是在1978年看到一回，“只此一回”，但当时的改革原因是“不改革就亡党”。

作者表示，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他认为，“不会有亡国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得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级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有了改革。是毛泽东（折腾）造就的。”

作者还说，改革不是什么高深的共识，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

“被统治者要主动发声，施加压力”

作者还说，台湾民主派多年打拼，造成多元局面，使蒋经国做出选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塑造，前者不会主动让权，改变现状，后者应该主动发出声音，“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不该、就不配看到专制政体的终结”。

但作者认为，和平终结专制的历史，需要依赖于一位明智的领袖，不然就难有非暴力的转型。

“只是作为党魁，带领该党走上这条路实在不易。吊诡的是，难处不在于党外有反对派，恰恰在于没有反对派。而没有反对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没有打压不下去的反对派，他几乎就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的理由。这也是笔者捅破这层窗纸的道理所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至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作者说，因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个卑微的动因，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作者最后表示，“我以为，我们今天还没走到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政治家的时候。因为今天的书生还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文末显示该文是2018年8月初稿，12月定稿。

资料显示，郑也夫是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曾多次炮轰“糟糕的中国教育体制”、学界黑幕，著有《吾国教育病理》，及由他指导的学生调查论文的结集《科场现形记》。《吾国教育病理》一文的前言中，他表示这是愤慨之作，眼见中国教育居然走到这步田地，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又这么弱智，他决定出手诊病、开药方。

郑也夫反对科研腐败，从来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在北大官方网页关于其介绍的最后一项“奖励及荣誉”中，注明“不申请并拒绝任何官方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