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只要领导有一个想法，不管是否成熟，不管有没有经过调研论证，就会有一大批人立刻蜂拥而上，争相帮领导实现，甚至为了表忠心，往往执行得比领导原本设想的还要激进。至于政策本身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真正惠及民生，是否会带来不可逆的恶果，他们根本不在乎。

在过去十年，类似现象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各地的“土地财政”和“强拆运动”。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的GDP目标，毫无底线地大规模征地拆迁，大批农民、城中村居民被迫失去家园，很多人甚至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浙江温州、广东佛山、河南郑州等地，都曾爆发过因强拆引发的流血冲突。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政府官员却在考核中频频“加分晋升”，原因无他——能把事情“办妥”，能让上面看到“政绩”。

同样，防疫期间的“过度防控”就是这种官僚文化的集体写照。在2020年至2022年的防疫高压下，封城、封村、焊门、堵路、甚至活埋确诊病人等极端措施在各地屡屡上演。到底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真正保护了百姓，几乎没有人认真讨论。地方政府只关心一点——如何让上级看到他们“比别人更积极、更坚决”。结果，多少普通人被封在家中，吃不上饭、看不上病、甚至因此丧命。而最让人痛心的是，越是“动作大”的地方，官员越是有升迁的机会。

在教育行业，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残酷。中国的高中教育长期处于高度压抑状态。作业负担过重、内卷严重、师生身心俱疲，学生精神压力巨大。这个情况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早在十几年前，社会舆论就屡次呼吁要为高中生减压。然而，作为最接近学生的学校、校长、老师们，在面对不合理政策时却保持沉默。为什么？因为反对就是“拎不清政治方向”，就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更可怕的是，当不断有高中生因为承受不了而选择自杀跳楼，社会痛心疾呼之时，教育系统内部仍然以“维护稳定”为第一目标，首先想到的不是反思，而是压制舆论，封锁信息。以四川成都市49中学学生跳楼事件为例，事发后，学校、教育局第一时间不是对学生家属和公众作出解释，而是封锁学校，封禁舆论，调集公安严防家长与记者接近现场，引发更大的社会愤怒。这正是官僚体制冷血、无耻的缩影。

直到这类悲剧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中共才不得不在教育领域做出一些微调，比如允许部分地区高中生双休，减少作业负担。但这并不是出于对学生生命的尊重，而仅仅是“维稳”的需要。如果没有大面积的跳楼和舆情危机，恐怕高中生连双休的资格都得不到。

可悲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老师们仍然主动站出来为政策辩护，帮上级粉饰太平、平息舆情、掩盖问题。他们心里很清楚，制度的不合理与官僚的冷血才是悲剧的根源，却宁愿与之同流合污。

类似的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只要是上级的想法、意图、甚至只是情绪，都会迅速变成无数基层官员竞相执行的“政治任务”。越是敢于“大胆创新”去迎合领导，越容易获得青睐。而这种“创新”，往往不是为了百姓谋福利，而是如何让领导满意，如何让自己升官发财。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社会会变好吗？它的动力在哪里？所有人都在琢磨领导的心思，谁又会在乎普通人的死活？谁会真正愿意去改善社会、反思政策、解决问题？在这套官僚体制下，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民生，没有人愿意为普通人发声，更不会有人为不合理的政策“逆流而上”。所有人只盯着上司的脸色，只琢磨着自己的前途。

更严重的是，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也早已沦为体制的附庸。“政策研究”成了“领导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大学、科研机构沦为政策的粉饰工具，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和公共性。这进一步让中国社会丧失了理性、良知和批判性力量。

长此以往，中国的社会只会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冷漠。没有制度性的利好、没有真正的社会进步动力，中国社会唯一的走向，只能是越来越差，直至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