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言论的自由毋庸置疑。哪怕在道路以目的周厉王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那样极度黑暗的统治时期，都绝不会有“正确言论”被治罪的事情发生。如果被治罪，一定是先被判为“错误言论”，而后才被定的罪。这意味着，正确言论的自由从来不需要刻意保障。 

有个问题至关重要：就算你的言论百分之百正确无误，也存在着被打压成“错误言论”的诸多可能——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动机构陷、政治抹黑……等等等等，一言以概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对亩产十万斤的质疑都有可能是错误的，还有什么言论不可以“被错误”呢？所谓的对错之评判，竟常常与言论本身真正的对错无关，而仅取决于评判者的利益立场、道德取向、智商眼界乃至于随心所欲的好恶。

所以，世界各国法律所明文规定的“保障言论自由”，其本质，其实是保障错误言论的自由（包括真错误和被错误）。如果人们失去了错误言论的表达权利，那么，其正确言论的表达权必然也随之失去！

而且，人的经验、资讯、眼界以及智力均存在客观局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决定了，任何人的言论都不可能做到时时处处事事方方面面完完全全正确。换言之，任何人都避免不了会说错话。就连那些所谓颠扑不破的伟光正真理，充其量也只是有可能离真理稍稍近一点儿（实际上纯粹靠吹棒），而绝非无懈可击的绝对真理。那么，有什么理由去剥夺芸芸众生与生俱来的讲错话的权利呢？谁能有这个道德资本？

萎大领袖曾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讲得多好！“唯一有效”！ 

假如人们说错话的权利必须被剥夺，那么，萎大领袖就不会引用那些格言了。如果借用，也势必改为：“知无不言，但不容有错”，“言者无罪，仅限正确”，“有则改之，无则治罪”……是不是有些荒唐可笑？

这句名言值得我们再三回味：“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二、言论自由的边界

自由是相对的。言论自由也需要边界。

有热心网友搜集了美国社会因言论自由而致入狱或被调查的一些案例，以此证明美国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原样照搬几例有代表性的于下：

例一：2014年11月，美国休斯敦联邦法院宣判当地56岁女子帕拉迪赛（Teddy Bear Paradise）近两年徒刑，其罪名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寄信，扬言要去华盛顿杀了他。帕拉迪赛在接受审问时告诉美国特勤局，如果无法亲自完成这一任务，她打算另外雇人予以实施。

例二：马里兰州高中三名学生在课堂上画了几副漫画，其中有写着奥巴马名字的墓碑以及3K党的标志，拍照传到推特上，被人告发。当地警察上门调查，不过后来并未认定为犯罪，不予起诉。 

例三：电视直播奥巴马为康州小学惨案遇害者致哀演讲，中断了橄榄球赛的转播。阿拉巴马州一个大学橄榄球队队员发表微博说“把这黑鬼从电视上赶走吧，我们要看球赛”，他的微博被人转发引起关注后，球队在微博声明，他已被开除出队。

这三个案例十分经典地体现了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其言论自由是否真虚伪，读者们自有判断。

在美国，你不能搞种族、信仰与性别歧视，你不能拿残疾人甚至胖子开玩笑，如果你的言论自由伤害到个人与民间群体，则很有可能为自己带来麻烦。

只有总统、政府、各级官员与公权机构是你最安全的言论发泄对象，你可以批评、指责和谩骂，骂总统婊子与强盗都没有关系。你可以上街游行，抗议总统的官商勾结，揭露总统的性丑闻，你可以将总统的头像设计在马桶刷上批量生产，你还可以让总统的裸体雕塑招摇过市……但你最好别骂总统“黑鬼”，因为这涉嫌种族歧视，伤害的是整个黑人族群。而3K党就是一个著名的种族歧视团体。你更不能扬言恐暴谋杀。恐吓总统与恐吓平民后果一样，你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美国网站也偶有删帖现象，电台或球队也存在解雇行为。但这些通常出于私营机构自身所秉持的政治立场与道德原则，背后看不见制度化公权力的影子。 

三、不能或缺的弱势地位

现代政治伦理认为，政府与官员的权力来自公众授权。中共也对此表述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既然如此，人民对公仆们的监督批评就是天经地义的。

有人认为，就算你无法保证自己的言论句句正确，但至少得保证，你出发点是善意的，恶意批评不应该被允许。可所谓的“恶意”之揣测，属于腹诽心谤范畴，与思想无罪以及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均相违背。可以肯定，如果恶意批评真被禁止，那所谓的善意批评也就成为摆设了。再者，天底下哪有主人对仆人提意见还得看仆人脸色、接受仆人种种约束的道理呢？除非伦理关系颠倒过来。

换个角度。政府与官员手握无限的资源和权力，是社会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者，一举一动影响巨大，后果深远。且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权力具有天然的寻租牟利、傲慢扩张与忘乎所以之冲动。所以，将权力置于言论自由的弱势地位，让政府与官员的隐私权以及尊严作出必要退缩，以方便接受社会民众最严苛的监督与问责，就成为一种必须——这也就是所谓“官员无隐私”的国际惯例了。作为拥有权柄的裁判和裁判长，你怎能带着权柄上场再去做一个分秒必争、隐私尊严样样占全的普通运动员呢？

有个段子是这么讲的：一个苏联人，在公众场合对着勃列日涅夫的肖像骂了句白痴，被克格勃逮捕判了五年徒刑，他的罪名是，侮辱党和国家领袖判刑一年，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判刑四年。

其实，侮辱和泄密的恰恰是治罪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