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孙延军日前在华盛顿DC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了题为“中共暴政下的宗教心理学”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决裂中共，并揭露中共如何“利用心理学诽谤被镇压对象的声誉，迷惑他们的理智，欺骗他们的感情，动摇他们的意志，控制他们的行为，最终摧毁他们信仰的核心价值。”而这样的心理学“研究”项目，据最保守的统计，从1999年至今达两千余项。
孙延军教授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是孙延军对中共的认识能如此深刻，却并非因为他是博士、教授，思考力特别深刻所致。事实上，我从来都认为，能否认识到中共的罪恶是一个常识问题，即一个人是否愿意聆听良心的声音的问题。
中共维系统治的一个办法，就是竭力把人变得和它一样坏，最终导致民间蔓延一股绝望的情绪——认为换了统治者，事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共的特务们最喜欢散播的一类谎言就是：他们先是慷慨激昂地痛骂中共，甚至揭露得比普通人还凶，然后把所有反对中共的人都说成和中共是一样的。
许多人意识不到的是，每个人是可以从自身做起，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这也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历史上并不乏正反的例证。
在中共并不长的执政历史上（当然对那些分分秒秒遭受迫害的煎熬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也出现过不同的反对者。一些反对者也曾啸聚成群，但又风流云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并没有赢得道德上的胜利，而仅仅在制度层面上打转。如果这样的话，民众认为换了一个执政者，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乃至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悲观的希望贪官不要走——因为这个贪官已经养肥了，再换一个人还要重新养起。
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此时站起来的反对者，却完全站在一个全新的，也更高尚的道德高地去反对或揭露中共，由此带来的则是社会道德与正义的重建。这才是真正让这次的解体中共行动能够持久和深入的进行下去，并直到中共解体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人。孙延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以放弃国内已经功成名就的利益，忍受对家人、故土和传统文化的思念，毅然公开抛弃中共。
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孙教授”，即北大的孙东东。《中国新闻周刊》3月23日刊登了一篇对孙东东的采访，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把他送到医院就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
此言一出，天下大哗。其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去北大向孙东东“讨说法”的访民络绎不绝，当然遭到中共的强力驱散、拘捕和迫害。
对比这两个孙教授，固然让我们看出道德上的反差，知识份子的气节与堕落，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孙延军所揭露的，在中共治下搞“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孙东东的讲话进行学术包装而已。
其用心之险刻阴毒，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