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六四”二十周年这一敏感日之前，“皇军”通过“喉舌”放出邓玉娇改为“ 监视居住”的风声，避免两线同时作战的被动。然而不出我们所料，“六四”刚过， “抗日女英雄”邓玉娇就被“皇军”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然而“皇军”也很清楚，虽然他们在公开场合以三光政策防民之口，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对邓玉娇的支持，更不能阻挠“地下火”的蔓延。如此看来，在当今中国，“抗日女英雄”邓玉娇已经成为了马克西姆斯式的“角斗士”，她的每一次抗争都会让“皇军”难堪，都会鼓舞民众的士气，她已经成了令“皇军”坐立不安的巨大“ 不安定因素”。然而阴险的“皇军”也知道，在整死她之前，必须先整死她的在群众中旺盛的人气。

2009年6月5日，成都市内正在行驶中的一辆公交车突然剧烈燃烧，造成24名乘客当场遇难，更多的乘客烧伤住院，其中多人生命垂危。这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然而诡异的是关于这场造成重大伤亡的大火众说纷纭，有乘客说起火前闻到车厢内恶臭，要求司机停车，司机置之不理，旋即酿成惨案，也有乘客说有人故意打翻可疑液体引发大火，有人说车厢内没有救生锤导致众多乘客无法打碎车窗逃生，官方调查组事后又说车内找到了救生锤。当然正如邓玉娇专案组中的一位公安部领导所说的，所有的证据都在他们手上。原本没有的证据可以造出来，本来存在的证据也可以“清洗”掉，所谓的“证据”正如三鹿奶粉的出厂检验报告一样，要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一场死伤惨重的大火赚足了民众的眼球，其起因的扑朔迷离更是为它平添了许多神秘，成功地将民众原先对邓玉娇一案的关注转移到了公交车的起火原因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高！实在是高！”

李莉群是成都市动物园的一名员工，公交车燃烧时，她离车只有四步路，之前曾多次提醒公交车司机车辆已经冒烟，并参与了抢救行动。李莉群向记者描述了该公交车从冒烟到燃烧的整个过程，她说：“七点半的时候，在陆军总医院那里，我说这车子怎么在冒烟，我就喊，赶快停下来，车子冒烟了。”

记者问：“车停了吗？” 李莉群说：“司机没听，我骑着电瓶车，追了两(公)里多地，快到动物园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用他的电瓶车挡住9路车，车才停下来。” 然后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司机非但不停车检查，反而骂他们，“管空事，瓜娃子！ ”(管闲事，傻孩子)，接着又开走了，烟冒的越来越大，好多人喊，赶快停下来，接着又开了6分钟，车就烧起来了。李莉群赶紧打119求救，然而她非但在电话中挨了1 19的骂，而且消防车半小时后才姗姗来迟，那时候整辆车已经被烧得差不多了。在场的群众都骂119是瓜娃娃，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到，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那迟到背后的冷血与险恶。

事后官方的调查组声称该公交车的司机参与了抢救，然而李莉群一语道破天机，她说司机：“跑脱上了一辆小车走了，我没有看到他救火。”

从整个过程看，该公交车司机的行径极其反常，当群众好心提醒他车子已经冒烟时，他非但不停车检查，反而对提醒他的群众恶语相加，好像群众的提醒碍了他什么事似的。当车厢起火后，他不仅没有迅速打开车门让乘客逃生，反而自己跑脱了。更离奇的是，现场还有一辆小车接应他撤离。对于一个公交车司机而言，小车接应撤离之类更像是电视剧《潜伏》中的情节。然而当这种电视剧中的情节出现在现实中的时候，尤其出现在造成重大伤亡的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对于这位司机同志，组织上交给了他什么样的重大任务？”

放火，然后栽赃，愚弄民众，制造仇恨，这一类伎俩“组织上”已经反覆玩弄过多次了，无论是“六四”期间烧军人军车，还是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还是去年派便衣在拉萨杀人放火，都是为了酿成伤亡，煽动仇恨，为打击异己制造借口。而这次“皇军”要烧掉的就是“抗日女英雄”邓玉娇的人气，为给邓玉娇定罪扫清障碍。

为什么“皇军”非要给邓玉娇定罪不可？因为她是“抗日女英雄”。如果不给“抗日女英雄”定一个罪名，那就等于承认“抗日无罪”。对此，“皇军”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否则也不是“皇军”了。如果抗日无罪，林嘉祥和黄德智们就不会继续为“皇军 ”卖命，没有这些人的效力，社会如何“和谐”？中国如何“共荣”？河蟹还怎么横行？因此站在“皇军”的立场，无论如何非要给“抗日女英雄”定罪判刑不可。

然而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抗日”何罪之有？如果邓玉娇被定罪，那就意味着“抗日”有罪，那就意味着历朝历代那些为维护女人的尊严和贞操以死抗争的烈女有罪，那就意味着五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的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有罪，那也就意味着为保卫自己的同胞姐妹而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有罪，那同样意味着“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有罪。

“抗日女英雄”邓玉娇一案，看似简单，其实非同小可，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关系到全人类“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关系到那么多贞节烈女和抗日将士们生命的尊严和意义。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非要给邓玉娇定罪不可。

五千年中华文明，足以傲视全球，也让我等炎黄子孙深深引以为荣。然而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饱经风霜，历经劫难，其间也有过智竭力尽的时节，也有过时穷势蹙的年代，有过“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凄凉，也有过“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壮。然而始终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不正是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吗？不正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吗？不正是那么多烈女和壮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所守护的那一份坚贞不拔吗？没有了这一切，中华民族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然而今天，共产党却非要判这一切有罪。除了反社会的伪法律，还有哪一种法律会判邓玉娇有罪？除了反人类的伪政权，还有哪一个政权会判邓玉娇有罪？

被反动警察抓走之时，邓玉娇留下一句话，“那些人是畜牲”。

5月28日，采访邓玉娇一案的《新京报》女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在当地遭到野三关镇政府人员的围攻和殴打，施暴者有恃无恐，他们说：“别他妈的以为老子们是好欺负的，共产党还没有倒。”

这帮畜牲还威胁记者说：“这女人（意指邓玉娇）不判死刑，老子们也要整死她。你们（记者）再来闹，也整死你们。”

今日之中国，豺狼当道，河蟹横行。正如唐代奇书《推背图》中所预言的，“豺狼结队街中走，拨尽风云始见天。”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让豺狼们的气焰如此嚣张？究竟是什么让河蟹们如此横行无忌？难道不是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民众的一再退让吗？难道不是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对暴行的无视和对受害者的冷漠吗？难道不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失落了历代相传的正义和勇气吗？

1989年，当共产党血腥屠杀请愿群众的时候，许多中国人想：“幸好自己没有争取民主”。
1999年，当共产党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时候，许多中国人想：“幸好自己没有炼法轮功。”
2009年，当反抗共产党员强暴的邓玉娇被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折磨的时候，中国民众才普遍认识到“我们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长年以来，许多中国人对民运和法轮功避之唯恐不及，这正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这正是党的河蟹社会得以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对暴政的退让，还是对暴行的无视，这些人无不希望以此换来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和幸福。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在邪恶面前，牺牲他人的安全和幸福非但无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幸福，反而会让邪恶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无论是过去的高莺莺、杨代莉还是今天的邓玉娇，她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女孩，既没有争民主，也没有炼法轮功，然而那些畜牲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们。如果这样的河蟹社会得以继续，那些畜牲将来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妻子和女儿。

倘若当初中共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时候，倘若当初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民众表现出如今支持邓玉娇这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今天邪恶何至于如此肆无忌惮，中国社会又何至于如此腐败黑暗？

鲜血所写成的教训是最深刻。这一切惨痛的教训正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不能没有民主，中国人不能没有人权，中国社会不能没有真善忍的信仰。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说过：“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忍是可以为真理而舍尽一切，但忍不是宽容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法无天的败坏众生与大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更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

以2004年末《九评共产党》的问世为开端，凭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等一系列摧枯拉朽的强大思想武器，广大法轮功学员走上了传《九评》，劝三退，和平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道路。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五千五百万的中国人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组织，与之彻底决裂。

这场传九退三运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已经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正在彻底改变着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而这种改变绝不是任何警棍和狼狗、任何机枪和坦克、任何导弹和原子弹所能够阻挡的。只要有更多的炎黄子孙汇入这历史的洪流，我们就一定能更早地结束暴政、更快地改变中国。

中国人，该是我们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该是我们大胆地吐露心声的时候了，该是我们为自己和同胞勇敢地去争取人权的时候了。

邓玉娇无罪！
抗日无罪！
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无罪！
天赋人权的普世价值无罪！

邓玉娇的抗暴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公道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后面就是无底的深渊。为了从深渊的边缘拯救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每一个还没有沦落为“畜牲”的中国人都已经无路可退。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愿邓玉娇──这个弱女子的奋然一击能够唤回我们内心久违的正义和勇气，让我们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我要三退，邓玉娇无罪！”

选择三退，就是选择正义和希望。

200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