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谓“水疗区”和“异性洗浴”，说白了就是嫖娼的地方。该“娱乐场所”已经存在多长时间？为何未受到地方治安的查处？当地公安机关乃至县委、县政府是否是该淫窟的后台？又有多少警察及地方官与淫窟老板沆瀣一气？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二个问题。

邓玉娇从报警到后来被关进精神病院，到物证被销毁，到北京的两位律师被突然解除合同，再到审判过程中控方未出示人证、物证，整个审理过程全无程序正义可言。这中间有多少猫腻、有多少人要为此负责，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到底谁下令封锁巴东渡口，下令野三关旅馆停水停电以逼退外地支援邓玉娇的志愿者，下令殴打《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等等？这些人下命令的动机是什么，又该受到何种处罚？这是要中共回答的第四个问题。

在巴东流氓骚扰殴打《新京报》记者孔璞时说：“这女人（指邓玉娇）不判死刑，老子们也要整死她。你们（女记者）再来闹，也整死你们。”邓玉娇即使回到家中，她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这是中共要回答的第五个问题。

我在5月31日发表的《称邓玉娇防卫过当中共首鼠两端》中提到：以‘防卫过当’的名义起诉邓玉娇，其结果仍然存在着‘从轻处罚’、‘免予处罚’和‘无罪释放’这三种可能。从中共强行更换律师来看，其可能性依次递减。但如果中共最后选择‘无罪释放’或‘免予处罚’，则说明中共对镇压的有效性也心存疑虑，更反映出中共执行信心的极度缺失。

中共选择判处邓玉娇“防卫过当”，但“免于处罚”，是在力图释放一个信息：反抗中共的欺凌有罪，但这次先放你一马（我们仍然不排除严厉的“秋后算账”的可能）。

在“瓮安事件”中，中共在处理地方官的同时，对抗暴民众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应该看到，中共这次已经比“瓮安模式”又后退了一步。这绝不能说明中共准备从良，恰恰相反，中共并未也永远不可能反思邓玉娇案件的制度根源，更不可能做根本性的转变。它认定邓玉娇反抗有罪的本身即说明其邪恶本质一如既往。

重要的是，民间应该看到我们团结起来向中共施加压力，已经让这个贪腐邪恶的政权不得不虚晃一枪，败退而走。中共的虚弱也可见一斑。

要争取和保障我们的权益，邓玉娇本人的反抗和民间的团结声援都是我们应该肯定和延续的。而为使更多人加入反抗的行列（这种反抗并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反抗），“传《九评》、促三退”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九评》可让人不受中共的欺骗，而“三退”则可让人免于对中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