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审的案子，不少都是应当判死刑的人。记得那年，我审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姓杨，二十多岁，身强力壮，曾因犯盗窃罪被判过两年刑，出狱后在一家国企水泥厂干活。他每天要不停地从汽车上用双手把从山里拉来的石灰石掀下去，手磨破了，缠上布条，几下子，布条就烂了。十指流着血，他知道自己是劳改新生，尽量要表现好一点。看他老实，别人常欺负他，他一直默默地忍受着。每月发的工资是装在一个纸袋里，他的班长、车间主任每月都从他工资袋里抽出几张钱，他每月所剩无几。他把此事向党支部书记、工厂一把手反映，党支部书记、工厂一把手不管，那些人每月照拿不误。他有病了，还不准休假。厂里只有医务室的卫生员同情他，说：“手都磨成这样了,怎么还让干活啊!?”一句温暖的话，把他感动得泪流满面。他终于决定要把车间主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全部杀掉。作案那天傍晚，为了壮胆，他买了一瓶“北大荒”白酒，喝得只剩一点了。他捅了书记一刀，又误杀了一个人。接着他拎着带血的刀来到了医务室，卫生员一见他，吓坏了。他说 ：“大姐别怕，我不杀你，厂里人就你对我好，我来看看你。”他走后，卫生员报警，使他束手就擒。

执行死刑那天，法警把他从号里提出来，他非常镇静，面不改色，微笑地向我点点头。法警用脚蹬着他的后背拽绳子，把他捆得结结实实。他戴着脚镣，后背上还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杀人犯杨xx”。这时我看见他腰间露出一个红布条，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你帮我往里塞塞，这是我妈前几天托人给我捎来的红腰带。我妈说，穿上红裤头，红背心，扎上红腰带，死的时候一定要脸朝天，这样就上天堂了，脸贴地就下地狱了，我一定要脸朝天。”我说：“这不可能，你戴着脚镣，后背着双手跪那，枪一响，你一头就栽那了，不可能翻过来的，别瞎想了，快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接着说：“xx科长,我早就听号里人说了，你是个好人，从来不打我们，拿我们当人待，我求你个事，我到时候真的翻不过来，你帮我一把好吗？兄弟我求你了。”我对他说：“好吧，你放心走吧。你尽量自己翻，一个念头，自己翻，自己翻，枪一响，你就翻，记住了吗？”他咬咬牙说：“记住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祝你成功,一路走好!”我看他的双眼湿润了。

这时法警过来拽他上车，他不时回头瞅瞅我。押赴刑场前要在大街上转一圈，也叫“游街”。街道两旁站满了人。许多人跟着车跑，有人在喊:“杨大侠，有种！！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刑场在一个山坡下，外围早已挤满了人，而且渐渐地往里靠，根本拦不住。每次枪毙人，都是急急忙忙来，急急忙忙跑。被执行的人站成一排。他站在排头，然后让他们跪下。这时他回头看，我站在离他不远处，向他摆摆手，他也点点头。枪响了，只见他象鲤鱼打挺一样翻了个身。我当时想，是不是没打着。我冲了过去，只见他脸朝天躺在那，左眼一股股地往外冒血。我用脚踢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好样的杨大侠，你真的翻过来了。成功了 ！”

我转身刚要走，只见一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蹲在那在挖一个犯人的眼睛。一把前头弧型的剪刀，塞进眼里，转圈剪几下，把一个象扒了皮的熟鸡蛋一样的眼球拿了出来，然后放进身旁一个装有液体的瓶子里。动作麻利，相当专业，看了不免有点恶心。这么多年来，每次枪毙人，我都是坐在车里，老远地瞅一下，这次不是受人之托，答应帮人家一把吗。在回局的途中，我问法医：“那是谁在挖人家眼睛啊，要让人家知道了多不好。”法医说：“大老远的，看不见呐，接着就火化了。医院买了，二百元呐。”我问：“钱呐?”法医说：“花了，他不是想吃红焖肉吗。”我想起来了，执行死刑命令下达后，有一个犯人家属走关系，问那个死刑犯想吃点啥？他说：就馋红焖肉，于是派人去买了一小碗。我陷入了沉思。法医瞅瞅我说：“操那份心干啥，这也叫‘废物利用’吗。死了还能为人民做点贡献，是好事吗。再说了，这也是上面的精神吗。”法医比我年龄大，我没再说什么。多少年过去了，我一见到红焖肉，就会联想起那段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