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丈夫历经数十年坚持，收集她的遗物与相关资料，包括当时她被打死后对遗体的拍照，以及当时在场的红卫兵的签名。后来拍成震惊世界的电影《我虽死去》。但是这一真实记录文革的影片却在大陆遭到封杀。而那个当年曾签名的红卫兵负责人、红的发紫的宋彬彬，更因毛泽东的接见和改名，一天天的飞黄腾达起来。

下面这一段仍然是《九评共产党》里的内容：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

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之前，就已经在8月1日亲自写信强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了。他对红卫兵的接见促成了红卫兵“大串连”，导致一千多万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和住宿赶往北京，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狂热的红卫兵完全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决心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哪还有一点人性在？

《九评共产党》还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学，一个女老师在给小学生听写生字时不慎把‘社会主义’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结果被学生揭发出来。之后她天天被批斗，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儿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她女儿就在全班揭发她妈妈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后几年这位老师天天在学校打扫卫生、刷厕所。”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而在这之前，红卫兵就已打死了两名教师。接见红卫兵之后，半个月的时间在北京一地竟打死了一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师。

8月25日夜里，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1966年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参考材料之四》，标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并没收私房52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67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并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高度赞扬红卫兵在66年8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这不用分析都能看出，造成学生打杀老师的背后元凶正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共。文革十年，中共腰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斩断了历代尊师重教的传统。

几十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应该早已灭绝了吧。中共不也给老师们过起了“老师节”了吗？它好象真的摆出了尊师重教的姿态了。

可是，我们却分明的看到在校园里发生的另一种形式的摧残。这种摧残不再是学生对老师的打杀，而是老师配合中共对学生的威逼。

据明慧网报道，原辽宁省凌源市475兵工厂玻璃厂职工王身伦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后，他的儿子也受到老师的百般刁难。孩子当时正在小学五年级念书，班主任于淑华经常体罚他。上课时，叫孩子去讲台上坐着。东北的冬天多冷啊，有时专门就叫孩子去风口处罚站。有一次，于淑华侮辱孩子，说孩子的头发和劳改犯一样，并且叫孩子念侮辱法轮功的稿件；遭到孩子的拒绝后，她就把孩子的书包送到主任办公室，拒绝孩子在她班上课。

黑龙江省庆安二中教导主任郑庆国，在当地中共恶徒迫害大法弟子赵勇不成的情况下，2008年5月10日，他被中共恶徒请吃了一顿饭。酒足饭饱之后，就忘记了自己教书育人的天职，亲自去一年级六班，将赵勇的孩子提出来进行非法讯问，逼其说出他爸爸在外地打工的地址。在极度的惊恐中，孩子放学后走失。后经家人寻找，才得以回家。在哈医大二院诊断为“恐惧症”，无法继续上学。

2009年5月，河南省偃师市四高一年级17岁的女学生杨向培，在姓梁的政治老师诽谤法轮功时，她就为法轮功辩护了几句。这个姓梁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害，竟然向中共当局举报。随后被偃师“六一零”等不法人员非法劫持。

2007年11月底，黑龙江牡丹江农垦高级中学高二（1）班学生曹蕊，在政治老师黄跃斌大肆污蔑法轮功时，站起来发言说“法轮功不是你说的那样”。结果被学校扣上了“扰乱课堂秩序”的帽子。而学校领导并不就此罢休，为了威逼曹蕊，2007年12月17日，竟然要求全校5000多学生都去签名“远离法轮功，崇尚科学，反对×教”。并且明确宣布不许谈法轮功，老师必须签责任状。曹蕊拒绝签名后，校领导就以此为由将曹蕊开除。

期间，曹蕊的父母据理力争，校主任周双忠对曹蕊的母亲说，你的孩子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而校方代表却异常狂妄的说：“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不允许有其他任何信仰”，随后叫来警察，于2007年12月19日晚10时多强行把曹蕊赶离学校。

这也无须过多的剖析，一眼就能看出，学校的老师们敢于对孩子们痛下毒手、恶语相向，甚至动辄喊来公安相威胁，靠的就是中共这个大靠山。那么中共定性了的东西就真的是真理吗？这些为人师表的老师怎么就不去思考一下呢？当年学生打老师所依靠的不也是中共定性的东西吗？

文革时梁光琪的儿子也抄过别人的家、打过人，可是梁光琪被人打死了，作为儿子的他才有“后悔一辈子”的感言。他没有打杀自己的母亲。可是那一群和自己同样冲动、同样盲目的学生打杀自己的母亲时，不就是因为听信了“红太阳”的话，才去那样失去理智的行凶吗？能说自己母亲的死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吗？

说到底，杀人者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背后的凶手是谁？这还用问吗？不正是那个善于欺骗全国民众、善于发动一部份人去打击另一部份人的中共吗？可悲的是，被发动起来的人，常常就那样任由谎言的欺骗，而不用理智的去分析对与错、是与非。这其中包括那些教书育人的教师。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这样。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当老师按照书上的讲解去诋毁法轮功时，他举起了手。老师让他站起来提问。他很诚心地向老师讲：“老师，课本上讲的都是一面之词。法轮功的问题远远不是您说的这样……”老师怔了一下说：“好吧，这个问题我再了解了解，这节课就不讲这个问题了，我们往下讲。”课后，他和这位学生认真的交流，明白了中共的教科书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十年文革中，历来受人尊敬的老师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臭老九的帽子也戴了十年。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已经经历了十年。这十年中，法轮功修炼者所受到的迫害丝毫也不比当年的老师所受到的迫害轻。单从老师当年受学生打击，和今天老师被中共利用排挤学生的事实，就能很清晰的看出：当年的红卫兵虐杀自己的老师时依靠的是中共；今天的老师威逼自己的学生时，依靠的仍然是这个中共。没有中共的无事生非、挑拨离间，就没有当年老师的被虐杀和今天法轮功学生的被威逼。

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何时才能真正的在我华夏盛行啊？看来只有解体这个专门“杀师害生”的中共邪灵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