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第10名 六四屠杀

在海外提起“六四事件”，不但华人人人皆知，西方人也基本家喻户晓。然而走在北京大街上，假如问几个八十后或九十后，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一头雾水。二十年的信息封锁仿佛已成为千万年。中共称事件中两百四十一人死亡，但中国红十字会称有两、三千人死亡。

刘先生当时正在北京读书，他回忆说：一九八九年，老百姓在经历价格闯关、物价上涨的同时，政治上相对宽松，主要是胡耀邦提出要“民主、自由、宽松、和谐”，没想到他被中共元老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撤职后，四月十五日突然死去，于是纪念活动演变成了全国抗议。

四月二十一日，三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要求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导学生的悼念活动，提出反贪污、反官倒、开放报禁、增加教育经费、部份实行民主选举等七点要求，被中共拒绝。

二十二日，官媒称西安、长沙出现所谓学生烧车抢商店，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就抛出四二六社论，把学潮定性为“被少数人利用的反革命动乱”，第二天就是十万人上街游行，随后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席卷全国。

士兵端着冲锋枪朝人群扫射

五月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发起绝食，将学潮推上高峰，全国各地的人都行动起来了，有参加游行的，有捐钱捐物支持学生的。十六日，赵紫阳透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成了被抨击对象。十九日凌晨，赵突然出现在广场上，含泪向学生道歉、鞠躬，五小时后北京宣布戒严。赵紫阳因反对向学生开枪被迫辞职。第二天，从外地调来的军车被老百姓堵在各大进京路口上，六月三日深夜，军队强行进入。

六月四日当天，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播报了下面新闻：“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事后英语部的所有职工遭到审查。

刘先生回忆说，“木樨地死伤最多，士兵端着冲锋枪朝人群扫射，子弹用的是杀伤力最强的开花弹，公路两旁的大楼都被打得千疮百孔，人在楼里面都被打死了。坦克从人身上压过去，把人碾成了肉酱……太惨了！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从那以后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了。现在还有人提什么中共改良，那纯粹是自欺欺人，六四标志着中共绝不会搞政治改革的，至今六四没平反，也体现了中共与民为敌的本性。”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曾表示：学生有错，政府有罪。从那以后，中国人再不敢关心国事了，中共也采取“堵死天堂路，敞开地狱门”的方式，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吃喝嫖赌毒，干什么都行。

由于事件发生在中国窗口天安门，在全球造成巨大影响，但从事件死亡人数，涉及范围来衡量，都远远不及中共其他恶行，故排在中共十大恶行的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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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9名 反右诛心

二零零七年北京六十一位幸存的前“右派分子”用颤巍巍的手联名书写公开信，要求中共明确宣布反右不是扩大化了，而是从根本上错了，中共应该公开道歉并给予国家赔偿。尽管“往事并不如烟”，但至今反右运动连被公开谈及的机会都没有。

一九五七年间，由于担心中共的统治也出现匈牙利式的危机，毛泽东想借整治知识份子来巩固对人思想的绝对统治，于是中共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共产党整风”为由，邀请民众给党提意见。正如毛泽东在一篇社论中所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

于是像《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等人都成了毛钦定的右派，至今没有平反。回顾这些右派“恶毒的反革命”言论，其实没一个是想要推翻共产党的，如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和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章伯钧建议国务院在制定政策的初期就把政协、人大的人加进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储安平则希望不要在每个单位都是党员当头，凡事都得看党员的脸色行事。

再也没人敢讲真话了

与中央级右派相比，很多地方上右派甚至连反革命言论都没有，仅仅因为与党委书记关系不好，或私下表达了对某事的不满、或因为单位要完成右派指标而被划为右派。

中共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右派时宣布，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间，全国共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二十年后活着看到平反的仅十万余人。民间数据普遍认为，全国有一百多万右派，外加一百多万右倾份子。也有资料称，一九五八年被定性的右派有三百一十七万，中右份子一百四十三万。

作家赵旭家族中有十多人被划为右派，其叔祖父被遣送到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劳改农场而惨死。据《风雪夹边沟》调查，一九五八年送去的三千多人，二十年后活着出来的只有六百多人。书中描述一个人活活被蚊子咬死的悲剧。为了不饿死，堂堂教授生吞蜥蜴，剥树皮，吃老鼠，还有人吃死人的情景。“死人就像秋天落下的树叶一样，一层接一层，我最多的一天埋了六十四个人。”一位甘肃商业厅干部回忆说。

反右以后，中国社会的良心阶层消失了，知识份子仗义执言、舍身取义的传统精神，被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所取代，再也没人敢从思想上谴责中共暴政了。反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紧接着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和守着粮食饿死人的大饥荒时，再没人敢当场站出来说真话了。

反右虽然涉及数百万人，但主要触及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此敢于“文死谏”、充当道德楷模、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消失了，中共开始对中国实行绝对严厉的言论和思想控制，杀人与诛心并用，真正从思想上绑架了中国人，故而入选恶行排行榜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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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8名 民族仇恨激化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主体的关系，往往决定了政权的发展和稳定。中共总是标榜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是其创举，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从来都是多民族、多体制并存的一国多制。中共执政六十年，无论藏、蒙、回、维，都多次反抗中共暴政，此起彼伏、至今不止，其冲突规模之广、彼此仇恨之深，历史上罕见，使得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维艰。

今年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的维汉仇杀震惊全球，数百人在暴力事件中遇难。中共归罪于海外流亡组织的操控，但如果没有仇恨的长期积累，谁能煽动起如此大规模冲突呢？去年三月十四日拉萨事件也是如此，表面上看是藏族、维族人手拿石头、木棍、菜刀等袭击汉人，或放火焚烧车辆和建筑，但事件的真正导火索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民族仇恨。

冲突中藏族、维族、汉族和中共军队三方都使用了暴力，伤人也伤己，但中共在报导时，总是单方面宣传汉人如何受到攻击，从而加剧仇恨，促使事件恶化。比如在拉萨事件中，中共军队开枪打死数百藏人的消息一直被中共隐瞒，乌鲁木齐冲突中维族人被汉人打死、挖去眼睛的案例也被网站屏蔽在众多汉人血淋淋的受伤照片中。其实双方民众都是受害者，而凶手是背后煽动仇恨的中共。

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实质是其无神论压制宗教信仰、暴政压制所有民族的结果，如今汉人都每七分钟爆发一次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被排挤歧视的少数民族更是度日如年。中共自称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在民族平等的口号上也建立了相应民族自治区、县、乡等，但中共实施的中央集权体制必然反映在民族自治上，哪个民族都要听命于中共，民族自治形同虚设。少数族裔对中共的仇恨往往被错误的落在了汉族百姓身上。

“几千年文化到我们这辈就要消失了”

在西藏和新疆，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十八岁以下的新疆男孩子不得到清真寺朝拜，藏族孩子在学校里学的主要是汉语，要想找个好的工作就必须学好汉语，这些文化信仰上的伤害才是矛盾的关键所在。据统计，如今会满语的满族人只有几位垂暮之年老人了，一旦他们离去，整个满族就算灭亡了。

达桑是位居住在拉萨附近的藏人，他拚命也想把孩子送到印度的达兰萨。他说：“真正的藏人对吃穿都不看重，不管中共在西藏投资了多少万亿，其目的都是为了夺走西藏资源。如今拉萨城早已是汉人的天下，藏人在自己的家园里备受欺负，连信仰达赖喇嘛的权利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学校里孩子学的都是汉语，再过几十年藏族就要灭绝了，几千年的文化到我们这辈就要消失了，罪过啊！”情到深处，他不禁嚎啕大哭。

由于通婚和对少数民族在高考、就业、提职和生育方面的优惠政策，只要有非汉族血统的人都自称少数民族。虽然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的10％，但自治区所在国土面积占了全国的64％。由于中共暴政激起的民族仇恨正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这使其名列恶行榜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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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7名 出卖领土

提起《血染的风采》这首歌，不少人还记得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英雄：“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然而悲哀也没用，当年邓小平为煽动士兵而题词的“法卡山，英雄山”，如今却被中共拱手相让成为了越南领土。不光中越边境如此，中苏之间的“还我失地”，中印之间的“还我藏南”，中日之间的“还我钓鱼岛”，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们都已成为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了。

中共历来以国家保卫者的身份自居，但近年来曝光的史料无一例外的证实了中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中共数十年来高喊解放台湾，藉此扮演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卫道士，然而统一是假，维护中共利益是真。下面是几个简单例子。

一九七零年代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就二战日本侵略向中国人民谢罪时，毛泽东说了一句经典名言：“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此前在一九五零年一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等六十六项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补充协定，出卖了相当于七分之一中国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还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一百六十六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一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外东北及外西北，总共五百八十八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百六十多个台湾面积。

中共牺牲国家利益拉拢他国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江泽民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放弃了喜马拉雅山南麓九万平方公里领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十日，江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正式肯定了清政府各种卖国条约，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入俄国境内。二零零四年，中俄签订《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后，据称又已失去黑龙江省半个黑瞎子岛的主权。

中共卖国有其必然性。从最初共产国际的远东分部，到世界大同下的无国家无民族，到近年来极端的民族狂潮，唯一不变的是为了中共的生存。中共利用牺牲国家利益来拉拢周边国家，令其认同、支持和默许其做恶，而广大民众却被中共大肆渲染的民族主义所迷惑。中共严密封锁出卖国土的消息，香港著名记者程翔就因为披露这些黑幕被中共抓进大牢。

中共从小灌输民众说中国“地大物博”，然而经过这六十年的蚕食鲸吞，中国人均国土面积十二点四亩，只是世界人均国土面积的27.8％。虽然中共竭力掩盖，但其出卖恶行早晚会被民众知晓。中国人重视“国与家”，如今家园被出卖，民众的愤慨自然将其送上恶行排行榜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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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6名 制度性腐败

说起今日中共官场的腐败，百姓有个比方：拉出去挨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大量漏网的。据官方统计，中国有两千万党政官员在位，二十多年已有八百多万人被查实犯有腐败罪行。目前人们公认的官员腐败率超过三分之二，中纪委也曾承认，县级干部中存在经济、作风等问题的至少80％。

比如今年八月七日，英国广播电台在同一天七条全球要闻中就有三条涉及巨额贪腐。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受贿上亿人民币，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受贿挪用十八亿人民币，国美电器创办人黄光裕夫妇在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使香港法庭冻结其十六点六亿港元的资产。过去贪污几万都算大案了，如今动辄数亿人民币，这些天文数字的贪腐，印证了百姓所说的“无官不贪、官越大贪得越多”的潜规则。

有人总结中共腐败有几大特点：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家庭化、外逃化。《中国的陷阱》一书作者何清涟分析了中国腐败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八十年代是“个人腐败”；九十年代初是“组织化腐败”，下级单位首领带头向上级行贿以获得上级的财政支援；一九九八年以后则演化为“制度化腐败”，腐败不但渗透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反腐也沦为权力内斗的工具。谁都有腐败的小辫子，只是在需要打倒你时才用反腐来掩人耳目，中共政治局常委陈良宇的落马就是个例子。

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令人厌恶的是，贪官们白天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原云南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等，这些“人民公仆”们个个如此。前不久一个六岁女孩的话震惊全球：长大我要当贪官！童言无忌，这反映出当今中国没有法律道德约束下的社会心态。

有调查显示，从一九九八年以来，贪污腐败的损失占中国GDP的13％～16.8％，也就是说，民众苦干换来的8％～11％的GDP增长全部被贪官占据了，尖锐的官民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火山口，一点小事都会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瓮安抗暴、杨佳袭警、邓玉娇杀淫官，这些都还只是个开头。

如今绝大多数民众不再对反贪影视津津乐道，因为人们认识到，中共集立法、执法、监督三种职能于一体，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不可能出现包青天的。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但中共宁愿亡国也不会主动拿自己开刀的，只是偶尔为平息民愤，象征性的杀鸡儆猴。相反，腐败增添了中共的凝聚力，只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腐败得到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从而换取党徒的忠心。

腐败治国已成为中共特征，也是该政治体制运行的必然。如今腐败毒瘤已扩散融合进每个细胞，成为中共生命的一部份。何清涟以中共已成“自利型政治集团”来描述中共，其害之烈，古今中外难有可望其项背者。这个不治之症给带来的危害将继续贻害中华，影响深远，故将中共治下之全面腐败，排在其恶行排名榜的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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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5名 社会歧视

中共的天下是靠农民打下来的，但农民却在中共执政后遭受了最严重的歧视。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救济，没有退休金，不能贷款。农民收入最低，而赋税最重。《中国农民调查》指出，当城镇居民年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时，其税赋不到五美元，而农民苦干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多人民币（是城里人收入的二百分之一），还不得不上缴一百五十多元的税收！

这一切不公正都归功于中共的户籍制，人为的划分出贵贱两级。全世界的人在国内都可以自由的迁徙，只有中国、越南和朝鲜例外。无论农民进城还是外地人进京，没有暂住许可都属于国中之国的“非法移民”。在中共执政之前以及一九五四年的《宪法》都赋予“公民具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而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中共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制度性歧视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并开始了半个世纪对农民的额外盘剥。

据官方统计，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无偿抽走了六千八百六十八亿元的巨额资金，约占三十多年来农民新创造价值的五分之一。剪刀差简单说来就是农副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相比太低，农民要辛苦一年才种出的油菜，榨出菜油后每公斤只卖一元多，只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这种严重的不公正等于剥夺了农民巨额财富。中国城市能有今天，至少两代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奉献。

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然而农民的奉献并没有得到回报。社科院调查显示，二零零八年中国城乡收入比是三点三倍，考虑可比性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四～六倍左右，而世界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为一点五。难怪百姓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里人和农村人生活在不同世界里。

即使同样是城里人，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依然遭受不平等待遇。比如哪怕是最公平的高考，北京地区的考生就比外地学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皇城根下的人无论福利待遇、工资级别都比外地人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加大了这种差别，所以有人说，现在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其实所有这些差别都是中共人为制造的。中共有意制造出这样一个劣等阶层，为的是更好的控制人剥削人，比如反右运动中，只要哪个知识分子不听话，中共就剥夺其饭碗，将其打入农村，使其沦为低等公民，从而胁迫全国人民听命于中共。

然而中共的户籍制不但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也使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滞后。一九九七年全球城市化平均达46％，而中国仅29.9％，比朝鲜都低很多。如今虽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但“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大难题。

中国十三亿人口中九亿是农民，尽管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被外界忽视，但农民遭受的苦难无疑是中共恶行的重要证据。对国人进行制度性歧视的户籍制，在现代化国家中只有中国因中共的坚持而硕果仅存，因为这个制度而被歧视残害的人数规模庞大，故将这一制度列入中共恶行榜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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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4名 破坏环境

二零零六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二十个城市里中国占了十六个。二零零七年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达三十五点八万，因水污染死亡六万人，环境损失达到每年一千亿美元，相对于中国GDP的5.8％。目前中国90％的河流被污染，四亿农村人没有清洁的饮用水，近90％的城市人呼吸的空气受污染。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共建政以来，在革命歌曲“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鼓舞下，开展了一系列“战天斗地”的暴行，特别是最近三十年当中国沦为世界廉价工厂之后，神舟大地遍体鳞伤，满目疮痍，中国生态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零零四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损失达GDP的3％，有人计算达10％。中共一度提出要公布绿色GDP（减去环境污染损失后的GDP），但最终没有执行。仅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治理，但中国生态学会的评估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

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

由于中共“以粮为纲”的急功近利，大量森林、草场被破坏，目前中国每年流失的水土达五十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上刮去一厘米厚的土层，其中流失氮、磷、钾肥料元素量相当于四千万吨的化肥，等于全国化肥施用量。如今土地荒漠化已严重威胁到内地，沙漠已经蔓延到北京市南郊永定河北岸的大红门附近，沙尘暴天气不断增加，在北京、上海、广州住过冬天的人都知道，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鼻孔里全是黑黑的脏东西，人都变成了“吸尘器”。

五十年代中共不顾水利专家的坚决反对，在黄河修建了三门峡水电站，发电量至今只有一条中等河流的水平，却成了下游民众“顶在头顶上的一盆水”，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一九七五年河南驻马店水库决堤，死亡人数高达二十余万。严重的水土流失促使中科院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发出了“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警告，但三峡工程却在众多反对声中立项开工。目前修建中的三峡水库由于泥沙淤积已造成严重生态污染，也成为四川地震的潜在推力。

中共常宣称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但它没说的是，中国靠世界40％的农民才养活了21％的人口。尽管有杂交水稻的出现，至今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清朝，只有宋朝的三分之一。土地贫瘠、污染严重已使农业陷入困境，而随处可见的“癌症村”、“怪病乡”，更是把民众置于水生深热之中。

目前中国每生产单位GDP消耗的资源为日本的七倍、美国的六倍、印度的三倍，而对于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今天浪费了就等于霸占掠夺了子孙后代的财富，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今中共对中华大地肆意掠夺，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其结果只能是继续污染和损害中国的整个生态环境，而且这种损害也必然祸延子孙后代。故将中共这一恶行排名为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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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3名 大饥荒饿死三千万

提起中共恶行，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一九五九年后的三年里，全国范围内上演的“家家饿死人，村村人吃人”的悲剧，饿死了至少三千万人。据气象水文资料显示，那三年风调雨顺，并无天灾。近年来中共官方文献也把“三年自然灾害”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暗示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灾难纯属人祸。《圣经》说：鸟儿不种地也不会饿死，那中国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种地人呢？

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各地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结果做饭的锅没了，炼出一堆废铁。在“亩产万斤”等浮夸风指使下，人们虚报粮食产量，一九五八年实际收获粮食两千亿公斤，却上报了四千两百五十亿公斤，在此虚报数据的基础上，中共制定了六项决定，其中包括：

一，大办免费食堂：由于免费导致大量浪费，公共食堂两个多月便把平时一年的口粮吃光了。再饿也不许各家各户点火做饭，半夜里民兵还巡逻，发现谁家点火煮吃的，谁就会被抓，罪名是破坏人民公社大食堂。

二，调高粮食征购额：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以往粮食统购只占总产量的25％，尽管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比五八年下降了30％，但中共依然将五九年和六零年粮食统购率猛增至总产量的39.7％和35.6％。由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一九五九年已没人敢给中共提意见了，曾经多次救过毛泽东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农村饿死人，结果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原子弹，饿死三千万人

三，增加粮食出口：五九年中国粮食出口四十一点六亿公斤，即使饿死人最多的六零年，也出口了二十六点五亿公斤。而五七年的出口粮食才十九点二亿公斤。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指出，仅五八、五九两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死去的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出口。也就是说，假如停止出口，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中共出口粮食为的是换回外汇搞原子弹以争霸全球。让人惊愕的是，当饥饿发生时，很多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水果成吨的烂掉，但饿死人也不开仓。”这就是中共党徒“党性高于人性”丧尽天良的表现。其中产粮大省安徽死亡率最高，达到18.37％，四川死亡人数最多，达九百四十点二万，也有人称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为推卸责任，故意少报了一、二百万。

为了自己不被饿死，发生了很多人伦惨剧，父亲吃掉孩子、母亲宁愿饿死孩子也不敢让孩子知道家里还有吃的，怕同村的人来抢，这样的悲剧各地都有。回头看当初守着满满的粮仓却饿死的四千万人，人们觉得这样的蠢事再也不会发生了，然而四川大地震时，守着大量的工程兵、直升机不用，让十多万人活埋在废墟中，这不同样的荒唐可耻吗？

鉴于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以及对三千万屈死者的纪念，把此事置于中共治政恶行排行榜的第三，相信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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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2名 文革浩劫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中共自己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有人这样描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常听过来人说：“当时觉得很英明，事后才觉得很荒唐。”那时的“红卫兵”们动辄“贴大字报”搞“大串联”，用铜头皮带抽打老师，把女老师剃成“阴阳头”，把人拉到“斗争会”上挂黑牌、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或扣上屎盆子游街示众，把“反动学术权威”和“当权派”囚禁在“牛棚”中，或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那时“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互相揭批”、“造反有理”，人们“破四旧”、搞“武斗”、还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如此等等。

据保守估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胡耀邦曾公开承认全国十分之一、即上亿人口受到迫害和牵连，但民间相信一半左右、即六亿中国人在文革中受到伤害。文革也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文革让中国人变了种

从中共连续不断的杀人历史来看，中共在文革的最大罪过还不是其杀人如麻，而是其株心有术，吞噬灵魂有方：文革斩断了承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使当今中国人变成了没有文化底蕴的无根人。据统计，文革中遭到破坏的庙宇、古迹、书籍等传统文物，高达90％以上。

有人认为文革只是毛泽东为了从刘少奇手中夺回权力而犯的个人错误，是偶然的，其实不然，没有毛泽东，中共同样会发动文革，因为中共的本质与中华传统水火不相容。传统文化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中共的“战天斗地”、“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与中共搞“群体灭绝”的恐怖统治、“有神论”和“天命论”与中共自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这些观念的对立，直接挑战了中共执政合法性，也决定了中共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灭绝传统文化，文革的出现是必然的。

文革后中共用“党文化”代替了传统文化，整个社会充斥着谎言和暴虐，在“人人为敌”的社会大环境中，无论中共搞多少庙会、文化节，文化枝节的表象并不能找回内在的传统。传统文化的“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理念，在如今的马列子孙中很难找到了，文革让中国人变了种：从中华儿女变成了马列子孙。

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的灵魂，一旦文化被灭绝，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五千年来，中国屡亡屡兴，文化不死国脉仍存。但中共六十年暴政，从根本上毁灭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华民族现在是名存实亡，真正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功不可没，因此完全应有资格排在该党窃国以来恶行的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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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行第1名 破坏信仰

信仰是文化的基础。任何一个文明的生成发展和存在，首先是宗教和信仰的问题，它决定了人和人之间，人和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文明的最大问题。

中共对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的吹嘘和对暴力的崇拜，注定了它必然与传统信仰为敌。中共从建政之初就系统的消灭佛教、道教、儒教和基督教。或从外部强力消灭，或从内部瓦解颠覆，绝大多数道士、和尚尼姑、修士被赶走还俗，或冠以“地主、恶霸、反革命”的罪名被杀害。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共监狱中约40％的犯人，依然是这些所谓的“会道门”人员。在中国民间和传统的信仰体系中，剩下的个别人物，无一不靠承认“中共是上帝的上帝、是佛祖的佛祖”的伪言生存，他们被立在那妆点门面、欺骗世人。

信仰不但是连接天国与人间的桥梁，更是建立善恶好坏道德标准的基石。一个社会假如没有信仰的支撑，这个世界就会坍塌。中共所有恶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抛弃正教信仰，被动或主动的信仰中共邪教。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人重建心灵世界的要求日胜一日，因此有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卷土重来。中共对各种传统宗教无不维持严厉压制，包括佛教（以藏传佛教最为严重），道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等，都坚持中共的领导核心思想，不但大力打击镇压，且千方百计消除其影响力。

一九九九年，中共全面展开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十年来最少有三千四百人死亡，至少六千人被非法判刑，数十万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药物摧残，而被绑架到“洗脑班”、遭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的更是不计其数。以百万计算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人权被剥夺殆尽，而数亿家属朋友也跟着受株连。法轮功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案。还有数万人被活摘器官的罪行，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中共对宗教的压制，加速道德沦丧

中共由于打压“真善忍”以及对各种宗教的全力瓦解压制，加速了中国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无论是有毒食品蔓延，还是欺诈行为的遍地，黄、赌、毒横行，这一切都让人尝到了没有正信的危险。

然而令中共绝望的是，尽管江泽民下达了“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一系列“群体灭绝性”密令，动用了所有国家机器，在耗费了四分之三的国家财力之后，法轮功非但没有垮掉，反而在世界一百一十四个国家或地区洪传，大陆法轮功学员也在积极的帮助人们认清中共本质，一场“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三退大潮已经得到六千万民众的加入，中共气数殆尽。

人类之所以出现文明，非在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根本在于人类省悟了自我和外界的区别，而更以某种确定规范了限制自我和别人以及天地万物的关系。而由此，宗教和信仰成为人类文明的初始萌芽及核心，亦由此而才有文化生成。

毁灭善念，毁灭天人关系，实际上是使人回到懵懂浑沌之初，回到血饮肉食的无尽争斗搏杀当中。故，此罪当名列中共窃国六十年以来诸多恶行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