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华丽的外表里，包裹着的尽是邪恶。因此，随着它真实面目的日益暴露，反对它的人也越来越多。

当然，人们反对共产党各有不同的理由。一次聊天，有位朋友曾问过我：“你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迟疑着半晌没吱声。倒不是我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共产党让人反对的理由实在太多了，列举几条那还不是小意思，而是在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在我所能想到的诸多理由中，哪条理由才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换句话说，我反对共产党的立足点究竟是什么，我当时并不是很清楚。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认识——共产党在世间犯下的最大罪恶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共产党最邪恶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们各自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所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绪。如果今天再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会告诉他：

我反对共产党，固然是因为它一向残暴嗜血，杀人如麻；

固然是因为它惯于制造谎言，蒙蔽民众；

固然是因为它坚持独裁专制，践踏和扼杀民主自由；

固然是因为它贪婪成性，想尽办法掠夺和榨取人民的财富；

固然也是因为它践踏人类良知，毁灭道德人伦；

固然还因为它战天斗地，蹂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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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我反对共产党的理由，但也都不是最根本的理由。我之所以反对共产党，最重要的是因为共产党是毁灭人类对神的信仰的罪魁祸首，是这种信仰的死敌。

一

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是困扰一代又一代人的永恒生命之谜。现代科学可以造出电脑和机器人，可以观测到遥远的星系，甚至可以把载人宇宙飞船送上天，还可以不断创造出许许多多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但却无法圆满地解开这个谜。能解开这个谜的唯有信仰——那种超验的对神的彻底信服和尊从。

信仰犹如心灵的甘泉。有了她，人类才能真正明了生命的意义，找到灵魂的归宿，才能不断净化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最终回归天国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的绝不止是信仰者个人，也包括整个社会。试想，当一个个社会成员都能在信仰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都能用信仰的标准自觉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诸恶不做，诸善奉行，满怀爱心去面对自己的同类和周围的世界时，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吗？！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信仰指的仅是真正教人向善的正信。反之，没有信仰，人就会迷失自我，走入人生的歧途，被恶或各种伪善所蒙蔽驱使，给自己同时也给社会种下形形色色的恶果。没有信仰，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就会因为失去根基而动摇甚至瓦解，整个社会就会一步步走向物欲横流纷争四起动荡不安的末路。一言以蔽之，信仰根源于人性的最深处，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它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的看法却与所有的有神论者完全相反。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又对这句话做了创造性的发挥，加上了“麻醉”两字，将它改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列宁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并由此引申说：“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我们应当同宗教做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原则”（见《列宁全集》第17卷）。正是依照这个原则，各国共产党理无一不将宗教视为“毒品”，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共产党对信仰的态度，因为宗教一向都是最普及最有影响也最具代表性的信仰形态。

那么，共产党究竟为什么如此敌视信仰呢？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古往今来的信仰大都敬奉神为最高主宰，认定它们是俗世中价值观的终极认定和裁判者，对世俗最高权力拥有评判和裁判的功用，而共产党则主张无神论，视神为虚妄，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自诩为人间的救世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信仰不仅敬奉神为最高主宰，而且要人听从神的教诲，按神的旨意行事，而共产党则要人听党的话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信仰教化人修心向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而共产党却要与天、地、人斗争；有信仰的人有着对天国世界永恒幸福的追求，不看重世间的荣耀和享受，甚至能够看破生死，而共产党却要靠镇压和杀戮来恐吓民众，用物欲来收买民众------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看来，信仰的存在不仅是它造反夺权的障碍，更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和挑战。从这种立场出发，共产党怎么可能不敌视信仰呢！

二

共产党掌权后，将它对信仰的敌视进一步发展为对信仰的大规模迫害，在这方面中共的表现尤为典型。

中共刚一建政，就拉开了镇压传统宗教的大幕，全面取缔会道门，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原有的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宗教界真正的精英不是被镇压，就是还了俗。当然，碍于传统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大和信徒众多的威势，中共未敢将它们取缔，而是一边镇压一边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和改造。所谓控制和改，其实就是强迫所有宗教彻底放弃原有的独立性，完全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简单地讲，不管你信什么，你都得承认共产党是你的老大；不管你是什么教，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你信基督教，那共产党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产党则是佛祖的佛祖；讲到回教，共产党就是真主的真主；讲到活佛，共产党就要批准谁来做活佛。说到底，党需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党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谁敢不这么做，中共就会将它列为专政对象。如此一来，传统宗教虽然在经历过政权更替的动荡后看似被保存了下来，但却一个个都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丧失了宗教原有的灵魂和真意，以至于最终都蜕化变质成了中共控制下的御用工具。换句话说，尽管传统宗教的名称和形式还保留着，但它们的精神已经死去了。

这种名存实亡的御用宗教理所当然遭到了一切正直的虔诚教徒的抵制，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信仰出卖给中共，不愿加入官方的宗教团体，转而在家庭或其他非官方的场所聚会，进行独立的宗教活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教会”、“地下教会”。

在蛮横霸道的中共看来，“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竟敢不臣服于自己的权威，独立特行，自行其事，完全是在明目张胆的对自己进行公开挑战，是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决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因此，中共对他们的政策从来就是八个字：无情镇压彻底取缔。从1949年到今天，“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六十年的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教徒们被中共残害和屠杀的鲜血。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2001年公布的白皮书，上万名家庭教会的信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五十万名左右信徒进行了一次调查取证，结果表明，在这五十万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被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五角,最多的罚八十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五十万信徒。据悉，大陆目前约有数千万家庭教会的信徒，这个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只不过是整个迫害黑幕的冰山一角。

中共一再宣称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从表面上看，政府似乎也确实并不禁止人们信教。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或其他的宗教，只要你想信，可以说任由你选，但不管你选谁，最终都只能是中共认可的御用宗教，而不能是被官方禁止的地下宗教。说到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准你信，准你信的却都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所谓宗教信仰自由其实不过是徒有虚名。

在大陆，遭中共迫害的信仰不仅是传统宗教，还包括新兴信仰，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中共于1999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对法轮功的大规模公开镇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虽然不是宗教，但与传统正教相似，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在社会上恪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法轮功修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把对政治和权力的执著看作是横在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在大陆的迅速传播，既使修炼者自身的道德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也有力的稳定了社会，带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称得上是与国与民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即使是这么好的功法，小鸡肚肠的独裁者江泽民也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将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对“真善忍”大法的镇压和迫害，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巨、采用的手段之多之邪恶，都是空前的，堪称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信仰迫害之最！

三

对于有信仰的人，共产党总是千方百计摧毁他们的信仰——要么彻底取缔，要么控制改造。而对于一时没信仰的人，共产党的策略则是把通向信仰的大门关上，在人们寻找和回归信仰的路途上设置各种障碍，使他们原来越远离信仰，即使有人想要寻找和回归信仰，也让你找不到，回归不了。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分析一下信仰兴盛的基本前提。

就大范围的人群而言，信仰的兴盛显然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多元信仰的自由并存、获得各种信仰资讯和人们相互间就信仰问题进行交流对话的自由空间、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注重直觉体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氛围。

如同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一样，信仰也是有继承性的，它不可能凭空突然发生，从人的大脑里孤立地蹦出来，总是在既有信仰的影响下才能得以建立和发展。因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信仰要兴盛其首先必得允许多元信仰自由并存，只有这样，想要寻找和回归信仰的人们才可能有必要的可供利用的信仰资源，他们才能依赖这些资源进而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信仰，信仰的兴盛也才有可能。否则，信仰的兴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过，光有信仰资源还不够，还得有获取这些资源的信息的自由空间，才能让人们充分自由地接触利用这些资源。既然信仰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人们头脑中孤立地自发地蹦出来的，只有在与即有信仰的接触中才可能形成，如果人们没有获得各种信仰资讯的自由空间，如果政府禁止人们获得这些资讯，人们当然也就无法接触到信仰的精神资源，他们又怎么可能凭空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呢？另一方面，即便人们能够接触到足够的信仰资讯，进而对信仰发生兴趣，有了建立信仰的动力，甚至已开始付诸实施，但从这个阶段到信仰的最终形成和确立无疑往往还将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这样那样的疑惑或动摇，这就需要信仰传播者为他们答疑解惑，进行必要的引导，而要进行这种引导双方就必须有就信仰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合法权利，如果政府禁止人们就信仰问题进行自由的对话和交流，人们对信仰的向往甚至于已经初步建立的信仰就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引导而半途夭折。

信仰的宗旨无一不是叫人向善，克服私欲，无论它们彼此间有多大差异，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都是相同的。这种特定的价值指向自然也就决定了只有在整个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普遍地亲近信仰；反之，在一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多数一心追求的只是个人私利和感官享受，他们怎么可能对信仰发生兴趣呢？在他们眼里，信仰不过是套在人身上的枷锁而已，给自己套上这样的枷锁无异于傻瓜。所以，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是信仰兴盛必备的价值前提。

与现代科学强调实证和逻辑的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产生于远古和中古时期的神秘主义文化其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注重直觉和体验。由于神是人的感官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信仰的本质是超验的，用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和逻辑推理去衡量，它们既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也无法在逻辑上成立，就这一点而论，现代科学和信仰可以说是完全排斥的。神秘主义文化就不一样了，它的那种以直觉和体验为标志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与信仰的超验性质可谓一脉相承，只有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们才有可能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存在，体会到信仰的真实性。形象地说，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走向信仰，走向神的怀抱的宽敞通道，是人们抵达信仰的目的地所不可缺少的拐杖。而只有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注重非理性思维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氛围的前提下，才会有很多人而不是个别人以非理性而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去面对和解决信仰问题。这也就是说，注重直觉和体验的精神氛围也是信仰兴盛所不可缺少的。

综上所述，只有在以上四方面条件都齐备的情况下，一个社会通向信仰的大门才是敞开的，在相当范围的人群中信仰才具备了生根发芽的适宜土壤，它的兴盛才是可能的。否则，无论缺了哪个或哪些条件，都不能说一个社会通向信仰的大门是敞开的，只能说是半开半闭的。如果这四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一个社会通向信仰的大门就会被彻底关闭，人们就会远离信仰而去，即使有人想要寻找和回归信仰，那也只能是一种单一的个人行为，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四

从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上古和中古时期无疑是信仰的兴盛期，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信仰都竞相趋于分崩离析。一方面，因现代科学而风行的实证逻辑方法，彻底颠覆了神的真实性，所谓“上帝死了”，不仅是哲学家尼采个人的绝望呼声，也是近现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则使追求个性解放，放纵自我欲望，沉迷于感官享受成为越演越烈的社会潮流，受其影响，人们也越来越不愿再受信仰的严格约束，对信仰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事情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现代科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导致了信仰的瓦解，也给那些想要重新回归信仰的人们设置了严重的路障。试想，一个满脑子现代科学，追求个人自由，沉迷于感官享受的现代人，要他相信神的存在，按神的教导约束自己的行为，净化自己的灵魂，那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更准确地说，那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但不幸中万幸的是，在以欧美为代表的民主社会，由于专制不存，民主兴盛，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为代表的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尽管实证科学占主导地位，无神论思想势力强大，但各种信仰，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还能在社会中占有合法的一席之地，都有公开传播的权利。换句话说，无神论可以批判有神论，有神论也可以批评无神论，科学可以批判所谓的迷信，迷信也可以质疑科学，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想空间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自由的。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人们能够不受限制的接触各种信仰资源，接受各种信仰的影响，也能够就信仰问题自由地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对话，这些方面的各种管道都是通畅的。这也就是说，在现代民主社会里，通向信仰的大门既有封闭的一面，同时也有敞开的一面；既有路障，也有通道，两者是并存的。

然而，在共产党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通向信仰的大门不是半开半闭，而是被彻底关闭了。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下，无论是传统信仰还是新兴信仰都逃不脱被铲除或瓦解的命运，除了已完全变质的官方御用宗教，真正的独立的信仰既没有合法的生存权，更没有合法的传播权。另一方面，由于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为代表的个人权利惨遭践踏，信息传播的空间是封闭的，民众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情权，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想要了解的有关各种信仰的信息，更无法和被官方打压的信仰人士进行自由的对话与交流。比如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想了解家庭教会，特别是法轮功，从公开的社会渠道根本就没有获得正面信息的可能；如果你进而还想与家庭教会信徒或法轮功学员自由地进行对话和交流，那就更是异想天开了，冒险闯进禁区者，就可能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被投入监狱。

与民主国家不同的另一点还在于，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现代科学，而且利用国家权力把现代科学意识形态化，赋予了它一种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进而把一切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观念、思想和文化统统打成是“迷信”，以至于现代科学在共产党国家的地位和影响竟远远高出了作为其发源地的西方国家。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出于增强国力的功利目的，同时也是一整套基于政治考虑的精心设计。举中国为例，共产党当政六十年来，不断地向人们拼命灌输科学观念，不断地“大力破除迷信”，这种日积月累无孔不入的洗脑使得绝大多数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都成了现代科学的盲从者，习惯于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的注重直觉和体验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因此日渐式微，你跟这样的人谈论神，宣扬信仰，只能被他们中的大多数讥为无稽之谈。这样的人，共产党还用得着担心他们走入信仰吗？当然不用，他们正是共产党要培养的愚民和顺民。

而对于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共产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则奉行完全不同的机会主义策略。在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禁欲主义是共产党钦定的道德标准，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则因为被界定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批判和打压。但共产党提倡的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教人向善，回归天国，而是要人们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党的事业”，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而在后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国家，比如今天的中国，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则享受了完全不同的待遇，不仅摘掉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而且暗中被当作麻痹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新式武器。在今天的中共看来，不管你怎么信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都行，只要你不信仰神，不信仰民主自由，不批评和反对共产党就行。因为官方的鼓励和纵容，也因为共产党官员的率先垂范，今日中国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之发达和风行，远较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完全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物欲最为横流的国家，自然也是与信仰最背道而驰的国家。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人们问你有信仰吗？你说没，很多人会觉得你有点不正常；而在中国则正好相反，如果有人问你有信仰吗？你说有，人大多数人会觉得你有点怪，有的人甚至会觉得你有病。这就是民主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今天的差距之一，也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风行的必然结果。

可见，如果说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流行的民主国家，人们离信仰已经很远，想要寻找和回归信仰已经很难，那么在共产党当政的专制国家，人们离信仰当然就更远了，想要寻找和回归信仰则是难上其难。这种状况完全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一手所造成的，正是它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了无处安放灵魂的“异乡者”，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犬和孤魂野鬼，成了想要回家却找不到路的流浪儿！

结语

共产党出于其狂妄自大，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本性，不但在思想上极端敌视人类对神的信仰，而且在现实中竭尽毁灭信仰之能事，就此而论，一部共产党的历史完全可以说就是一部敌视和毁灭信仰的历史，一部试图以对党对共产主义的效忠代替对神的尊从的历史。

当然，任何正信都是人间的力量所无法战胜的，即便凶狠残暴如共产党也不例外。但这个党不让人们信神，由此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和破坏却是空前绝后的。

1983年，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曾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什么是共产党在世间犯下的最大罪恶，什么是它最邪恶的地方？不是别的，正是对信仰的敌视和摧毁。这种敌视和摧毁正在把它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一步步地引向不归之路。

为了让人们早日回归信仰，为了让我们大家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一个与神作对的邪恶至极的党我们难道不该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