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先虐杀的是人的精神，那时全国人民都被强迫必须天天读毛的"红宝书”；做事、讲话、写文章开头都必须有毛的"语录”；天天必"早祝、晚颂”、"早请示、晚汇报”；搞向毛献忠心；狂热的跳"忠字舞”等等，使中国成了一座疯人院。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是科学研究单位，可根本不搞科研，每天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写大字报、批"走资派”、斗"牛鬼蛇神”、各派间相互"打派仗”。

每天上班要提前10分钟到，按科室在楼道里排好队，读毛的语录，之后用右手举着"小红宝书”（毛语录）有节奏的不停摆动，同时齐声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叫"早祝”"早请示”，下班前也要同样来一次，叫"晚颂”"晚汇报”。一次上班我晚到了一点，同事们都已排好队开始"早祝”了，我跑过去，气喘吁吁的慌忙举起"小红宝书”，跟着摆动和高呼祝词。刚落音，突然听到对我的大声喝斥"看你怎麽拿的红宝书！”我一看，吓了一身冷汗，心嘣嘣跳，原来匆忙中把 "红宝书”拿倒了，我急忙说：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那也不能饶，逼我写检查，写了还说不深刻，再写，还全室开会批判。

每周六要向毛 "献忠心”，在一个房间墙上挂着毛的像，人坐在四周，每人要轮流站到毛的像前，向毛交待自己内心最隐蔽的不好思想，坦白交待对共产党、毛主席有什麽不忠心，不许有任何隐瞒，与宗教的忏悔一模一样，并要发誓忠于共产党、毛主席。每次都要挖空心思琢磨如何说，因爲你说没有不好思想和"不忠”还不行。你若说真话，严重了就会立即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挨批斗，所以一定要想好，找些无关紧要的不好思想去"献忠心”。我爲倒拿"红宝书”而得多次站在毛像前，低头认罪，表示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等等，天天都处于慌恐之中，坐卧不安。还算庆幸，没被打成反革命，但从此变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共产党魔教就是这样整得人人自危，人人极度恐惧，不敢触犯一点它造的"神”。

整个中华大地还都在狂热的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堂堂的中科院，这科研的最高学府也不能幸免，在我们科研大楼里，每层都有高音喇叭，一放"忠字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老专家、老教授还是老干部，都必须立即到楼道里，随音乐跳"忠字舞”。每个室都有经过训练的人专门教，不会跳的也得跳，姿势多可笑不管，只要表忠心，用群魔乱舞描述一点不过。连农村的小脚老太太也成队的在马路上跳"忠字舞”，另人作呕。

毛每隔几天就要发表一个"最新指示”，传达毛的最新指示不能过夜，毛又总是半夜发指示，所以经常是正酣睡时，就突然被高音喇叭声吓醒，"快起来！”"有最新指示”！我们必须立即起床到办公大楼集合，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到二、三十里远的城里，在中南海墙边的西安门大街游行，深更半夜中举着小旗，振臂高呼："坚决拥护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把毛主席的指示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等口号，游一圈后再开回来。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学习讨论最新指示，写表示忠心拥护的大字报等。

共产党就是这样强行用这些魔教的戒律，虐杀全国人民的精神，使全国人民变成被共产党邪灵附体的麻木呆滞、没有灵魂的躯壳，以树毛和共产党不可侵犯的淫威，打造毛是不可侵犯的"神”。

共产党邪灵更用血腥杀人来加持"造神”。在我们大楼的对面隔马路是一条小溪，小溪边是平坦的草地。1976年的一天，看见一大群公社的农民在那里斗地主，一些同事跑去看热闹，我不想去，就回到四楼的办公室从窗子向外看，中间围着被斗的地主，人群高呼着 "打倒地主狗崽子！”等口号，群清越来越激愤，吼着 "打！”"打！”只见抡着棍子、扁担等乱打起来，那地主早已扒在地上不动了，还在乱打，很快就被打死了，有几个人当即就在小溪边上挖坑，将打死的人放进去埋了，这伙暴徒才散去。我恐惧极了，心脏像停止了跳动，只觉头晕，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就这麽将人活活打死了，无人制止，无人同情，连家属都没能见尸首就给埋了，这是吃人的社会，哪有什麽法制，太残暴，太恐怖了，竟发生在20世纪的文明时代。共产党就是明明用血腥杀人来警示不忠者的下场，让你死，你就不能活，恐吓人民必须把毛奉为"神明”。

爲维系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共产党将它的名字、画像、塑像及有它的照片的报纸、杂志等等都让人奉爲不可侵犯的神物，稍有触犯或无意中的失误，就会被定成现行反革命，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亲人爲免受牵连也被迫与之划清界线，将受害者逼上自杀的绝路。这也是共产党杀人"造神”运动的重要手段，以此使人民内心恐惧，擅抖，而不敢冒犯一点这中共魔教打造的"神”。而百姓在这种精神极度紧张的白色恐怖中，在毛的名字、画像等多到几乎无处不在的环境中，越是害怕谨慎、越是战战兢兢，却越失误多，而招来杀身之祸。

科技精英汪安球，就是这种冤魂。他是不到 40岁的留苏付博士，风华正茂，学术上很有造诣，是教授级研究员、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正在培养的所长接班人。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扣上了"修正主义苗子” 的帽子，遭到批判。他爲人处事老老实实，小心谨慎，是学究式的正人君子，只是一个"业务尖子”而已，并无什麽"罪行”，又极力表示认罪，赞同造反派，成爲较早被造反派"解放”的干部。爲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靠在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组织中，但苦于不会写大批判文章，就发挥其写毛笔字的特长，爲人抄写大字报，每天熬夜，疲倦不堪。爲了"造神”的需要，写大字报时，还必须在所有刘少奇的名字上打红叉。1967年的一天，汪安球抄了一份很长的大字报，恰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字样赶在上下两行正相对的位置上，他在极度困倦和长期精神紧张中，稀里糊涂的竟把红叉打在了毛主席的名字上，届时已是清晨，他没来得及检查，就贴了出去。一上班就被人发现了，全楼像炸了窝，他立即成爲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揪了出来。可怜！本想积极维护毛主席，而通宵达旦抄大字报，自己还全然不知就成了反革命。当时中科院各所都进驻了"工宣队”（工人宣传队），正是北京清河毛纺厂的工人掌权，立刻召开大会进行批斗，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在办公楼的大厅里，让他跪在搓板上（洗衣服用的），脖子上挂着用铁丝铨的沉重的木头黑板，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汪安球”，名字上划着大叉，铁丝将脖子勒出了血印，让他低头向毛主席请罪，"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汪安球”！"砸烂汪安球的狗头”！等口号声震天，群情激昂，那时各派组织很多，相互争斗"打派仗”正激烈，对立面的"革命群众组织”可算抓住了稻草，上台发言者对他拳打脚踢，借机发泄派性斗争的怒气。虽然大家都明知这只是汪的失误，但爲了表现个人和自己一派的对毛主席的忠心和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决心，而都心狠手辣。而汪所在的革命造反派一方，爲了摆脱与现行反革命的关系，避免包庇、纵容的嫌疑，不但不帮汪解释实情，反而更加凶残的批斗，还让汪戴着冲天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反革命牌子，逼他自己敲着锣，押到居民区去游街示众，任人唾骂凌辱。又将他押上大卡车，被两个"造反派”扭着骼膊，按着脑袋"做飞机”，戴着高帽，卦着牌子，拉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去游街示众。他多次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虐待折磨，对他这麽个文弱书生，早已难以承受，到中关村游街，各所有许多他留苏的同学和科学界的朋友旁观，使他人格扫地，知识份子的面子使他无地自容，对他是致命的打击。全所的人无人敢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都明知是无意的失误，是小题大做，但被共产党的"造神”运动都吓破了胆，得了恐惧症，唯恐自己沾边，替汪说话，是包庇反革命，对毛的不忠，所以都宁左勿右，落井下石，党性、阶级性高于一切，完全没有了人性。更残忍的是他的已有二个儿子的结发妻子，是同所的科研人员，本是唯一的知心人，竟全然不顾多年夫妻之恩，坚决要与他这反革命划清界线，捍卫毛的立场坚定，回到家里得不到一句同情理解的安慰话，妻子不仅扳着冷冰冰的面孔，更绝情的与他分室而居，以表真正划清界线。逼得汪安球再无活下去的勇气，可怜的一个风华正茂的科技精英，被逼上绝路，当夜在自家厠所内悬梁自尽，直到第二天他妻子上厠所时才发现。人们感叹才子短命，世态炎凉，更无法理解夫妻爲何如此绝情，其实这都是共产党逼的，她爲了保护二个儿子不受伤害，只能狠心这样做。实际她也没能保护了儿子，上中学的大儿子在"黑五类”"反革命狗崽子”的重压打击下，小小年纪精神失常了。这悲剧的制造者、杀人的凶手就是共产党魔教。

另一位同事滕俊是研究地图编绘科学的业务尖子，三十多岁，上海人，丈夫也在同一研究所工作，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家庭和睦美满。因其父是国民党军官，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参加"革命造反队”，但她格外勤于工作，忠于职守，怀着对毛主席的一片赤诚，积极承担着当时极少的科研生産任务，编绘特种地图。她总是提前上班，做清洁、打开水爲大家服务等。汪安球事件发生后，更是谨小慎微，对自己严格要求。1972年她一次在清洁窗台上摆放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塑像时，由于神经过度紧张，手忙脚乱，不慎失手将塑像掉在水泥地上打碎了，她惊慌之下，乱了方寸，担心马上就有同事来上班被发现，就没加任何包装掩饰，急忙把破碎的塑像丢出窗外，以爲六层的高楼，谁能确认是从哪个窗户丢下去的呢。不想雪白的石膏碎片十分引人注目，一上班就被人发现了，确认这是一桩故意犯罪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全楼喧嚣起来，保卫处人员更是按照碎像位置挨楼层查询。 而滕俊办公室窗台上的塑像是全室人人皆知的，突然不见了，事已不用查就十分清楚，当即就将滕俊揪了出来，她再解释也无用，认定她是因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而故意的阶级报复。当即被群众专政，送进了洗印照片的暗室关押起来。四围是黑绿色的墙壁，无窗、黑洞洞无光线，只有通向外间的门开着，以便监视她，房里只有她睡的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洗手池。外间是有窗的办公室，摆了二张床，爲24小时监视"反革命”的值班人睡的。那时中科院和各所已由"工宣队”换成了"军宣队”掌权，军代表说了算，开始只令滕俊本室的女同事值班，但时间一长实在负担太重，本来也没人愿意干这事，军宣队只好又下令全所的女同事都得轮流值班。八月份左右轮到了我值班，我十分不情愿，但不敢不从，监管"反革命”你不去，就是对毛主席不忠的大问题，你是不是同情反革命啊！什麽帽子都会扣上来。我们值班的被告戒：不许与"反革命”说话，不许通任何外面的消息。时值北京盛夏十分闷热，大楼周围又都是庄稼和杂草，蚊子非常多，挂蚊帐还受不了，不知是谁从所里领了"敌敌畏”灭蚊子，用后将瓶子放在外屋的床下，值班人员无人在意。

滕俊的床连蚊帐也没有，墙本是黑绿色，在无光下看去全是漆黑的，简直像掉在黑井里一样。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只见煞白的脸忽隐忽现，真像个鬼影，我感到有些发毛。她一刻也不停的绕墙边转来转去，极度不安与绝望。一人孤独的关在这十几平方米的黑暗中，不许见丈夫、女儿，不许与任何人说话，昼夜被逼一遍又一遍的写检查，都被指责爲不深刻而通不过。父亲是反动军官，自己又是现行反革命，以后如何活？女儿怎麽办！，这种心理的压抑与精神折磨，何日是头，真是生不如死。我只觉得她太冤枉，又太倒楣，实在不忍心看她，我想下次无论如何要找个藉口不来值班了。结果还没等轮到我第二次值班，一天就突然听说滕俊畏罪自杀了，我一下跌坐在椅子上，全身发软。原来她不知何时拿到了灭蚊子的"敌敌畏”，把一瓶都喝了，胃烧灼时又喝了冷水，送到医院时已无救了。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只一次的不小心，就被逼上黄泉，那悲凉无望的白脸，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一直挥之不去。

此外，文革中就我所知，因不堪忍受批斗、打骂和凌辱等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被逼跳我们科研大楼身亡的就有三人，投河自尽的一人，上吊自杀一人，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人。这些惨遭折磨，被逼上绝路的人已是家破人亡，却仍要被开批判会，骂他们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死有余辜。共产党就是用这种邪恶的虐杀来恐吓人民，强行树立其党魁恶首的淫威的。

刘静航
2004/12/30投稿
15/01/2005澳大纪元时报周末版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