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该书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而改以经贸合作的形式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中国人民。

尽管尼克松在谈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时说：“他们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实质，而是在不改变中国实质的情况下，通过引进那些适用于中国的外来影响使中国强大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客和投资者却似乎故意忘记了共产中国的意图和自己的初衷。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民主和自由的传播，反而看到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帮助中共维持着一党专政和对民众的镇压。

尼克松在书中对邓小平大加赞赏，然而就在这本书出版之翌年，邓小平命令三十万野战军以坦克、机枪和达姆弹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

也在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的1999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显示的是江泽民所要维系的不仅仅是政治上、更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独裁，因此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民间气功修炼团体也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但没有变，而且撕去伪装、暴露无遗。

1999年，西方不但没有“不战而胜”，而是用一纸世贸协议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利益紧紧连在了一起。随着共同利益的不断加强，缺乏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中共更容易用非法且隐晦的手段拉拢和腐蚀西方的政客，左右西方的决策直至政治格局。

“不战而胜”固然在《孙子兵法》中被誉为“善之善者也”，然而至今仍然为西方决策者主流思路的尼克松道路却显然是行不通的。

那么，中国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道路，即不经过军事冲突而转型为一个自由社会呢？在1989到1999的十年间，至少从政治层面来看，答案是相当悲观的。

中共在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后，更加害怕转型后的政治清算，更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从建政之后欠下的几千万条人命，于是开始用腐败凝聚党徒的“忠诚”，进而在国有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过程中欠下了更多的血债、经济债、生态债、道德债。如果说1989年，中共如果还曾有一线希望通过渐进的政治制度改革，累积成像后来在前苏联或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的话，1989年的枪声中断了这种可能。

中共是不肯变的，西方又在经济上帮助中共维持不变，那么社会转型的希望就只能落在中国的民间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

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并且能够整合民间的力量？何时才是转型的最佳时机？

1999年，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问题的答案才明朗起来——中共自己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法轮功作为一门佛家气功修炼方法是不干涉政治的，而江泽民的镇压却是在用政治来干涉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于是忠贞的信仰者在无端被构陷、被逮捕、被折磨、被关押、被洗脑、被虐杀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了揭露中共谎言，以制止迫害的抗争。这种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在我看来仍属于基本的道德层面，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政治层面。

尽管迫害惨绝人寰、集古今中外酷刑之大全，而法轮功的抗争却是和平的，尽管法轮功的处境要比印度的甘地或美国马丁路德金的的处境恶劣千百倍。这种和平的抗争，改写了中共在对内镇压中所向披靡的历史，而令中共陷入骑虎难下的窘境。

《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和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则令中共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防守乃至崩溃的阶段。这一场以人心道德觉醒为基础的风潮，以真相解体谎言，以良知解体邪恶，以善心化解暴力，让中国民众走上了和平解体中共的道路。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的是政治层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为未来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民主与自由并未不战而胜。而到了2009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的时候，自由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