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六四造成中共执政法西斯化、黑社会化等等。如果是这样，中共封存六四记忆的百般努力却被其日益残暴的执政自我化解。时至今日，六四屠杀非但没有带来20年稳定，却造成20年维权抗暴，怨声载道、天下大乱。

其次，六四后，中共拒绝任何政治改革，腐败不受制约地迅猛滋长。正所谓“六四枪声一响，官员由偷变抢”。中共官员作恶已不是遮遮掩掩，而是穷凶极恶；已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党全国。中共官员的贪婪无耻使整个社会迅速“金钱化”和“西门庆化”。

六四后，中共一直欲用经济发展掩盖其非法执政的事实。但中共非理性非人性的发展模式，如暴力征地、强制拆迁、警匪勾结、环境污染、压榨劳工等，反而凸显了中共执政的非法性。

而经济发展的真正内涵是腐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共官员通过腐败得到最大好处。腐败不但是中共的整体特征，也成了中共控制官员、维持生存的手法。只有让官员腐败才能凝聚党心。

从胡锦涛力捧主张“多用循吏，少用清流”的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来看，中共表面的反腐也到了拐点。中共的天下全靠腐败官员的支撑，真反腐只会更加速全党大溃败。胡锦涛推崇张居正，全党贪官就都吃了定心丸：只要与中共保持一致，贪多少也无事。中共表面的反腐打黑实质是内部权斗的附带结果，而政改已成了中共吊民众胃口、苟延残喘、延续其统治的最后一张王牌和借口。

最后，六四后，中共不但堵死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而且用强大而无孔不入的国家恐怖手段让民众闭嘴，摧毁了中国人的良知和正义感。胡平所说的“犬儒主义”盛行。很多人对社会上的丑恶和罪恶现象“采取沉默、旁观的态度”，正义感和是非观荡然无存。“这样就使得很多罪恶能够发生、能够肆无忌惮。”当一个民族失去道德准则又缺乏抒发管道时，坑蒙拐骗、虐杀儿童、毒食品、欺男霸女等各种乱象等就成了社会主导。

六四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后遗症。中共持续的暴政引起民众强烈的维权抗暴。这几年接连出现了08年杨佳杀警，08年贵州瓮安数万民众火烧政府大楼，09年湖北石首7万民众拦截警方抢尸并驱散大批武警，09年湖北邓玉娇用修脚刀杀死欺辱她的官员，2010年6月湖南首例平民枪杀法官，以及刚发生的河南郑州市村民刘大孬开车撞死6名政府拆迁官员等事件。

在这些事件中，民众非但不同情中共官员(包括被杀死的)，反而视之为为民除害而鼓掌叫好。这一方面说明中共激起天怒人怨，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普遍对中共失去信心，表达出一种鱼死网破的绝望心态。

六四21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和自问：中国真正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在中共军队、警察和全方位的暴政机器面前，民众要么闭嘴沉默，要么以身抗暴，似乎看不到希望和出路。其实，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迫害形式已经指出了希望和出路。

在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的11年中，法轮功学员用简单的“讲真相、传九评、促三退”催醒了众多的民众。当知道真相的民众“三退”时，会产生“蝴蝶效应”般的加速度冲击波。目前已有7千4百多万中国人退党退团退队。民众的觉醒和自救(与中共一刀两断)是最令中共胆战心惊的。

第一，看“九评”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后心灵的觉醒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这会产生坚定的社会正义感和唤醒内心的良知。这就从根本上纠正和破解了中共暴政六四21年来，以及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和对人性的扭曲。而这正是产生一切正义行为的基础。

第二，看“九评”后的“三退”销熔中共于无形之中。当大规模退党发生时，中共就处在不可逆转的削弱之中。从东欧各国共产专制解体时的情况看，当时苏联的退党比例是22%，东德是8.3%，匈牙利居中是15%。而今天中国7千4百多万“三退”，即使按保守的40%是中共党员的比例估算，也超过了苏共退党的22%。如果说，在东欧剧变中，军队等武装力量的哗变和拒绝效忠共产党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以史为鉴，中共也面临着同样的军队拒绝效忠的问题，中共解体已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中国已处于发生剧变的前夜。

第三，“九评”和“三退”的迅猛发展本身具有强大示范效应。据大纪元引证的一项调查，在未退党的人群中，大约有60％的人表示，如果安全不成问题就会退党；31％的人表示他们有既得利益，或在体制内还没有捞够；另外9％表示还要“看一看 ”。7千4百多万这个数字本身就会消除未退党人群对退党的不安全感或恐惧感，由此当民众看到“三退”中显示出的力量对比的迅速消长，对中共灭亡的大趋势会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加速“三退”进程。

第四，“九评”和“三退”对民众预期的安全代价最小。不公开“三退”或匿名“三退”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

在六四中，已经开始出现个别零星的退党现象。但在21年前那场抗争仍然是在推动共产党自我改革。21年后人民已经失去忠告的耐性了。人民用中共当年的方式提请中共让路。但今天与21年前最大的不同，而且也是令中共大惊失色的，居然是来自中共内部的“自我了断”，它己经在大规模退党中悄然来临，而这正是法轮功学员每天在全世界各地默默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