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写一篇文章来阐明，体制内依附于中共的、寄希望于中共体制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中国人，无论是属于哪派，无论是谁、人品好坏与否，无论这个目标是多么的可耻和高尚，都是被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玩弄于掌股之上的被操纵者。他们与中共的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且是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人群之一。正是因为体制内的国人和中共关系的实质，因此，希望这些人能摆脱中共的控制，在“天灭中共”的最后阶段能认清中共问题的实质，避免做了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作为实现自己终极目标的必要手段的中共魔教的殉葬品和殉教者。
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头脑中记忆起《人民报》曾经刊登的一篇太子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个所谓的太子党，在看、听《九评共产党》的过程中，对自己人生经历和自己一生中极其尊重父亲行为的反思，真实地道出了体制内人群对自己人生价值和中共感情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幸的是这个太子党醒悟了，不但醒悟了，还给过世的梦中的父亲退了党。在《人民报》的搜索栏中输入“太子党”，我搜索出了2008年2月13日的这篇文章。这个太子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位特级太子党谈真实的父亲》为题？为什么要用“一位太子党”作为笔名呢？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体制内的人还是为了阐明“体制内的人也是被中共所骗所害”的这一思想？我想，两者兼有之吧，总之，都是出自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希望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唤醒更多的中国人，与人为善而行善积德吧。
反覆地看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与其自己再写一篇不如完整的引用该文章与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位特级太子党谈真实的父亲
作者﹕一位太子党
很多朋友们说，第一次看到我时，就感到我浑身散发着傲气。还有朋友说：你表面看起来挺谦虚，但骨子里非常骄傲。仔细想想，他们都没有说错，我确实为有一位在高层核心工作，有着不平凡经历的父亲感到自豪。
在共产党刚建政时，我们全家去馆子吃饭，当兵的为了安全，把整个餐馆的人赶出去；我上学，大兵叔叔背着我去，我上课时，他扛着枪站在教室外面，我睡懒觉迟到了，老师不敢按时上课，全班同学要等着我。
在中国还不能自动变换红绿灯时，坐在父亲的车里边都感到那种特权的厉害，根据我们的行车路线，一个岗楼的警察要立即通知下一个岗楼的警察变换路灯，一路下去，必须都是绿灯。在中南海，毛泽东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我觉得很平常。上大学填志愿，爸爸让我去哈尔滨军工大学，我偏偏不喜欢，结果哈军工校长特意派秘书来北京询问，为何学生志愿书中没有找到我的表格……
地位决定着特权，从中共建政以来，我们在各个领域里享受着特权，这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从来都认为这是爸爸的功勋挣来的，爸爸真伟大。
过去，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说“中国”（中共）的坏话，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说东道西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在骂自己的祖宗。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让我非常愤怒，认为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怎么可能不刷牙，不洗澡呢？怎么可能和女人胡搞呢？！”周恩来的私生女艾蓓写的书《叫父亲太沉重》我也看了，更不相信夜以继日工作的总理会在外面偷情吃腥。
这种现象不止是我一个，70年代，谭震林在家里说：“周总理也犯过错误”。于是他儿子当时怒火冲天，大骂老子说：“你他妈的老糊涂了，周总理还会犯错误？！”知道周恩来灭掉顾顺章全家16口的谭震林居然被儿子极强的党性镇住了，没敢回嘴。
我为父亲感到骄傲的还有一点，他从来都非常清廉，没有贪污受贿过一分钱，而且对儿女要求很严格。谁要是上班时间还在家里吃早餐，他就要严厉斥责：谁要是找一帮子太子党在家里小赌，他下令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自己的孩子抓起来。他也从来不让我们蹭他的专车。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让我感到“父亲是共产党里的好人，那些不好的贪官污吏是他们自己不好，而不是共产党不好”。
有人说，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你才认为他好。我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贪官污吏装像是在外面，他们的丑陋都暴露在家中，我的父亲，一个活生生的廉洁的、正直的父亲就在我的生活里，我怎么可能闭着眼睛说他不好呢？那个时候我把“爸爸”和 “共产党”混为一谈，谁一骂共产党就好像骂的是我爸爸，我就会立刻激动起来，大辩特辩。
看了《九评共产党》，我清醒了许多，不再认为“中共”是“中国”的代名词，更不是“爸爸”的代名词，也明白了中共是舶来货，是来咱们中国欺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也知道了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初期看《九评》时，和别人提起自己家庭在中共里的特权地位，仍不由自主地沾沾自喜，认为高人一等。把这一切当成炫耀的资本。
再继续看《九评》，我发现自己虽然嘴上对中共有了认识，但还是怀念在中共体制内得到的诸多好处，为了个人利益抱着中共还不愿意放弃。
终于有一天，我在听《九评》的CD盘时，听出了更深的内容，当时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泪水不住地流，我感到中共体制太残暴了，那天我才真正感觉到中共是绝对不可以留的，它不但害死了无数的炎黄子孙，也用另一种形式毒害着体制内的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过去，总有一个疑问在我的心头萦绕，我常常问自己，既然爸爸是如此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在工作中会去听命做出一些残忍的事情呢？我常常在心中呼喊：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中，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毛为了不让人知道一个新建造的秘密据点，决定毒死所有知情的相关人员。这次任务不幸摊派给了父亲，虽然不是父亲亲手去执行的，但他无条件地服从，并传达下去。直到我下笔写这一段回忆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扼腕、不能不痛心疾首，我一直敬重的父亲是那次屠杀无辜的指挥者。
但父亲在叙述这个血案时并没觉得是罪行，他认为那是在“工作”。在家里和在外面的父亲怎么会像油和水一样，无论如何也溶不到一起？
对于父亲的双重人格，答案最后还是在《九评》里找到的：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九评之一》）
现在我才茅塞顿开，原来在家里让我们做个好人的父亲，在他为党效力的时候，是绝对服从的、盲目的、忠心耿耿的，因此党对有极强党性的父亲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并委以重任。
可惜父亲在《九评共产党》刊出前已经过世，我常常在心里默念这个系列文章给爸爸听，我相信他是听得到的。当退党大潮汹涌而来时，我几次梦到了父亲，他似乎要向我说什么，我猜想是要我帮他退出共产党。于是，当我用他的真名退党之后，爸爸没有再出现过。──转自《人民报》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