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日，全球退党日，中共红朝衰败的气息，穿过刻意包装的浮华表象，扑面而来。这个从已被历史湮没的前苏联错误植入中国的党，在2021年满百年之后又苟延残喘了三年。

按中共史料，这个党宣告成立是在1921年7月，当时一批受马列思想盅惑的知识青年，在上海秘密举行了中共“一大”，慌乱间连日期也没有人记得清，事后只好凭着对开会期间发生了一桩奸杀案的记忆，大致定在7月23日。至于将7月1日作为中共应劫而生之日，则是毛泽东后来拍脑袋敲定的。 

有了这混乱和不堪的源起，这个党的附体生存过程也必然充斥着不道德的安排。中共经历最初靠“母体”共产国际输血，到半附体国民政府获得供血，再到建政后全面附体人民吸血，发展到今天附体模式翻新，党国权贵肆意大敛财，约为“五步曲”。

第一步：起家靠“共产国际”输血

当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要“将红色旗帜插遍全球”，中共成立后是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中共受共产国际操控，也成为后者援助的对象。

中共官方史料显示，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共的财政收支：“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这个数据的意思，就是中共早期基本上靠着共产国际给的钱过日子。

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陈独秀的报告中记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陈独秀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要他们与中国作战、“武装保卫苏联”，而被认为党性不够，被开除出中共。

1931年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供词中提到：“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早早就是党的财务大管家，掌握了党内大佬的收支，这也是他一直能稳稳留在党内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的考证：以1927年为例，中共党史上有名的暴动均获莫斯科资助，包括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开办党校、湖南农运、秋收暴动、建立军队、南昌暴动、京汉粤汉铁路罢工、广州暴动等等。

靠着中国的境外敌对势力共产国际的扶持，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国中之国”苏维埃政权，与中华民国为敌。中共一开始就是卖国政党。

第二步：转入地下时期靠烧杀抢掠秘密筹款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转入地下，不但更危险，财政也更加困难，只好不断向共产国际伸手。但当时共产国际已有点厌烦。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严厉批评中共没用，弄得中共的代表很没面子，经常与共产国际发生冲突，最后闹掰。

中共不得不自己筹款。周恩来1927年5月秘密组建军委特务工作科，特别任务之一就是筹款。

关于对红军如何筹款，中共早期大佬陈毅曾有记述：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想办法”让敌人“输送”一部分来。

2016年遭关闭的陆媒共识网曾刊发文章《革命经费从何而来》，当中提到一些细节：

红军筹款的秘诀是，先限期三天让商人代表自行摊派；或者直接对地方豪绅进行勒索，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其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即焚毁房屋，一家到期不交，就焚一栋屋以示威。当时红军的经济经常是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还有一种办法称为“挖窖”，就是将豪绅藏在地下的现款挖出，占为己有。

“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再者，他们还会发动群众，搞有奖举报，只要有人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就会获得奖励。这种方式据说常常很有效，也沿用到今天。

中共早年红军头目方志敏，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并处死了地主——亲叔叔方雨田。据说方志敏在“筹款”方面手段最狠，可谓六亲不认。

1930年7月，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伪装成国军，洗劫了只有一个营守卫的瓷都景德镇。此行绑架多名外国商人，押往“省会”葛源，得到其家人巨额“赠款”才将其释放。著名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的家产被洗劫一空，邓本人因替被抢掠的受害者讨要财产，也遭红军枪杀。

《衢州文史资料》记载，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曾是富甲一方的千年古镇。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红军广丰独立团会同游击队、花枪连五百多人，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廿八都，掠走数万元财物。

据《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一书，方志敏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还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John Stam）及妻女，在索要两万元赎金遭拒后，将夫妇俩砍头，并将师达能用来救灾的款项和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的财物，全都拿去。师达能出生两个多月的婴儿被丢在床上36小时之久，幸未死亡。红军这一暴行曾引发中外震惊。

毛泽东兄弟还曾共同走私弄钱。1930年5月后，毛泽东在江西创建“国中之国”红色政权，打下漳州，缴获105万大洋。钱交给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毛泽民。毛兄弟千方百计“把苏区出产的桐油和钨砂走私到国统区赚钱”。

《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述，中共早期就搞鸦片生意，称为“特货”。中共早期大佬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苏区境外赚取经费，不惜残害自己的同胞。

第三步：抗战时“半附体”国民政府生存

1937年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所谓的“合作”现在看来是中共靠着国民政府获得输血的半附体模式。

早在1937年初，蒋介石就开始向红军提供军费。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拨款约30万元。当时的经费是实际由国民政府提供、形式上从地方领取的带有临时性质的“暗中接济”。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向中共军队提供经费，一直发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变前后。八路军每月领取军费数额不少于60万元，新四军军费每月最初约为7万元，后为13万元。除常规性经费外，国民政府还曾根据中共要求和作战需要拨发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善后费和奖励。

据1938年7月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指出，蒋介石每月拨给八路军60万，新四军13万。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也确认了此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停发军饷，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中共财政陷入困境，不得不再自己筹款，但方式有些“与时俱进”。作为中共的财务大总管，周恩来开始搞党产公司“以钱生钱”。

上海有名的广大华行就是当时中共的党产公司之一。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等人也创办了一批党产公司，一边收集情报，一边赚钱。党的大佬们从党产公司要钱时，要多少给多少，从不打收条，也不记账。

中共在上海搞的党产公司，就是现在国有企业的前身，一样是党的钱袋子。而当年搞地下工作时在上海以党产公司边收集情报、边赚钱的传统，延至今日，中共的企业开到海外，同样是边收集情报、边赚钱。

第四步：全面吸附在中国人民之上

中共建政后，党附体形式也与时俱进，从过去曾半附体国民政府获得输血，到直接附体于全体国民之上强行吸血，开始堂而皇之地以统治者身份享受万民纳税养活。但过去鲜有人关注这是否不正常。

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共公开它的党产，但是全国上下土地都被以土改方式收归国有，其实就是党有，资产国有就是党有；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中共的支出预算，但是全国上下的党务人员全部是由纳税人供养。

单说纳税，本来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以维持政府开支。但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纳税人都不会养活政党和社团。而中共党国一体，公私不分，中国百姓不但要承担举世无双的中共党、政、军、人大、政协系统巨量官员，其所属的所谓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历年退休官员，待遇都很惊人，形成庞大的开支，全部压在老百姓身上。

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4月号曾有数据对比，2012年世界各国政府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德国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7.1%，俄国7.6%，中国30%。中国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

2005年，中共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称，中国的官民比已达到1:26（即每26个纳税人供养1名公务员），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2021年“两会”上，中共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在提案中披露惊人数据：某县2019年的官民比高达1:5，就是5人供养一名公职人员。

据中共官媒的说法，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第三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以及准财政供养人口。

2004年发行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中共邪灵附体社会的特征，指中共尤如吸血鬼般不劳而获。这一奇书横空而出，震醒了许多中国人。

2016年中国国内开始有人大胆公开批评中共的附体做法。这年2月，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呼吁中共，“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同年也发微博表示，共青团不该由纳税人供养。他们随后被在网络封杀禁言。

在2016年3月11日的中共人大记者会上，人大的发言人在回应陆媒提问有关党务部门预算何时能公开时，回应称“这个问题有点难”，并承认中央预算包括党务部门预算。网友认为，这是当局公开承认，党花的也是老百姓的钱……

承认归承认，但此事不了了之。如今看来，说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为什么要反党？这个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前教授杨绍政，2017年在海外发文揭露中共搞“公款养党”。他指出，中共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情况不改变，社会终究会崩溃。

杨绍政因此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

这个党附体的秘密，正是中共的死穴，近年国际政要也开始意识到。美国上届和现届政府都有提到分清中共、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美国表明不与中国人民为敌。其意涵也呼应了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

西方政要能做这样清晰的区分，令中共异常恐惧。中共党魁习近平急得直呼：想把中共同中国人民分割、对立起来，“14亿中国人民也不答应！”中共外交发言人赵立坚则称中共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人民是中共的“铜墙铁壁”。这些印证党的附体生存状态的话语非常吓人。

中共喉舌党媒《人民日报》2024年6月21日报导，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38亿元用于支持福建、广东、河南等地防汛抗旱工作。

这种消息笔者不止一次听到。不过，这也让人猜疑，中共党的干部平时都是人民在供养，党员历年交上去的也是天文数字，但从来没有公开账目。中共拿一点点党费来做政治秀，人民真的这么容易被欺骗，还要说它慷慨吗？

第五步：附体升级——公开“割韭菜”和倒查税款30年

中国网民向来有一句流行语叫“割韭菜”。意思就像韭菜长高了就割，割完以后过些时间再长高再割。

近年中国股市“跌跌不休”，真正受伤害的是小股民。“割韭菜”原来就通常被用在中国股市里。大户联手做高股市，再从散户股民手中低价收割。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那些有内部消息的党国权贵家族才真正赚到钱，他们在玩着股市，散户股民就像田里的韭菜只有被割的份儿。

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都一样——首先考虑政治因素，与政权安全有关的第一性，或与“赵家人”（泛指与中共关系良好的权贵）的利益优先被照顾，老百姓只是韭菜。

中国的民企几十年来成长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如今民企老板动辄被天价罚款甚至没收财产，人财两空。近年中共左转大搞“国进民退”，让民企亏损到撑不下去，再让国企低价收购民间企业。党国权贵、太子党所控制的国家资本狠狠地割了一次韭菜。

因中共不守国际规矩，2018年美国大打贸易战，中共成为输家，但中共有附体人民的所谓“制度优势”，当时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曾说，中国人韧性十足，就算吃草，贸易战也要打下去。

三年疫情后，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严重下行，各地财政陷入困境，地方债务累积如山，失业潮涌。中共大搞流氓外交，还搞跨境镇压异见，对外关系恶化，对内搞反美反日宣传，到处抓间谍，外资加速撤离。

中国人现在有办法的在移民、走线，没办法的就在国内“躺平”。这令党害怕，连党魁也公开反对“躺平不良思想”，为什么？网友说得好，躺平的韭菜不好割了嘛！

中共去年底就盘算再搞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陆媒指重点是“激发地方积极性，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债务等问题”。不少海外专家认为就是要放权地方，扩大横征暴敛，加快抢钱，试图挽回党国败局。与之呼应的是，中共多地税务部门近几个月开始倒查一些企业涉及30年的税款，引发社会恐慌。

结语：退出中共

如果透过本文所述的中共有史以来的生存形态变迁“五步曲”，能认识中共的流氓、邪恶本性，中国同胞需要做两步：一是跟上全球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的潮流，用真名或化名在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二是无论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为推倒红墙，根据自己的条件，尽心尽力。

让我们共同为重建没有中共的中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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