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学会了冷漠？为什么不愿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共治下，这样的行为付出的成本太高。比如当你扶起摔倒的老人时，可能被讹上支付医药费，深深烙在人们心中的当年南京彭宇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比如当你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时，你会因为所谓的“防卫过当”而被判刑、被罚款。即便最后洗清冤情，但伤害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妨列举几例。

2014年7月，深圳大学生小涂救下被男子猥亵的女子，但因救人过程中致实施猥亵的男子受伤，遭到警方刑拘，后被释放。释放后，小涂虽表示不后悔救人，但表示“下回就不会上前去了，我只会打电话报警”。

2018年，福州的退伍军人赵宇见到女邻居被人殴打，就上前阻止并踹了犯罪嫌疑人。之后，赵宇被警方以故意伤害罪逮捕，并被刑拘14天，而彼时他的妻子就要临产。

2019年，河南焦作16岁的小王为保护遭受猥亵的女同学，在猥亵者先动手的情况下还击，造成其鼻子粉碎性骨折。小王被警方羁押37天后取保候审，并被退学，而猥亵者因为年龄不足没有被追究责任。

2020年湖南永州，一名17岁女生被陌生男子雷某袭胸，男同学见义勇为致使雷某摔伤，男同学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同年在昆明，一个叫苏磊的人见义勇为抓小偷，造成小偷轻伤，苏磊随即被警方刑拘和索赔。

而经济学家任泽平在评论唐山打人事件时，曾提到自己亲历的一件事：几年前，飞机晚点，接近凌晨才降落，大家在机场排队等出租车，都很疲惫焦躁。这时一个男的突然插队在他前面的女士，女士当然很不高兴，两人遂口角、推搡起来。任泽平当时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上去就跟男人干了起来，并把对方放倒在地。在机场警察来了之后，仗义的女士表明是那个人插队，还骂人，任是路见不平。警察就问谁先动的手，什么情况，并建议协商解决。如果去派出所，两个人都要先关起来。后来因为都没受伤，又都想着急回家，协商解决。显然，虽然任泽平是见义勇为，并且是正当防卫，但认定却没那么简单。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等国家，都会被认为是正当防卫。2019年，中共央视曾报道一则阿根廷华人超市老板在被打劫时，果断开枪，造成劫匪一死一伤，警方判定时正当防卫。2021年11月，中新网报导美国宾州费城的一名男性华人外卖员，在回家时遇到三名非裔男子持枪抢劫。华人男子见状声称钱财在车上，在分散歹徒注意力时，拔枪射击三名抢劫者，造成一死两伤，警方也认定是正当防卫。

这样的例子网络刊登的并不少。与这两名“凶悍”的华人相比，大陆的正当防卫的认定实在是弱爆了。这两位华人在国内一定会被刑拘，甚至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2019年曾指出，她在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时，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在现有的司法导向下，普通公民遇到不法侵害，千万不要防卫，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跑。一旦防卫，要么被对方打死或打伤，要么就是自己进监狱。因为现有的正当防卫制度，根本就不是站在防卫人这一边，而优先保护的是不法侵害人。

在唐山事件发酵后，劳东燕在6月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具体来说，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无疑，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那么，几十年过去，为何中共当局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依旧非常迟缓呢？直到2020年9月才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按理说，出台这样的政策并不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黑帮治国的国度，中共当局其实并不希望国人血是热的，看到不平之事挺身而出；不希望看到国人拧成一股绳，制止社会的不公。

因为这样心有热血、见义勇为的民众，终有一天明白一切不公和恶事都是中共政权造成，并觉得无法再忍受其时，将揭竿而起，这必然危及中共寿命。因此，通过洗脑、利益情色诱惑等方式，将中国人的正念、善念一点点去除，让他们变成冷漠、冷血之人，变成一盘散沙，以便使其更加依赖中共，相信只有中共政权才有能力制止暴行，从而更加便于控制民众，而这才是中共的险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