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施萍报导）大陆福建女孩苏碧文（以下简称小苏）认为自己是个有头脑的青年。她反对武统台湾，反对俄乌战争；她经常翻墙看外面的世界，知道“六四”、知道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看到网上的那些小粉红，她认为他们被共产党洗脑太彻底。她觉得自己很清醒，和他们不一样。

然而，在她初到纽约的短短数月里，她遇到的事情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崩塌了她的信仰，她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和中国人一样没差别地被洗脑了。这番经历让她仿佛“重生”了一般，她决定留下来。

“我已经在中国浪费了25年人生了，我的下半生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她说。

碰见法轮功

小苏1997年出生，英语专业，在国内搞外贸。去年的“白纸革命”期间飞抵纽约。刚开始曾经住在法拉盛，在街头，她看见了法轮功摊位。有人塞给她一本《九评共产党》。她虽然收下了这本书，却躲开了给她书的法轮功学员。

因为，她从幼儿园有记忆开始，就被灌输了各种谎言，在她的认知中，法轮功是“X教”。

“说她们这些人跟传销一样，会自焚、烧死自己……到最后你不需要信党了，因为父母也这么说，朋友、同学们都这么说。”小苏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就想：纽约可真自由，信什么都可以。”

从12月以后，小苏找了一份在曼哈顿的工作，天天路过宾州车站。她看到对面的邮政总局台阶上，总有一些人在炼功，他们的旁边是鸽群。有一天她走近一看，才意识到，“哇，原来他们炼的是法轮功！”

更让她吃惊的是，炼功的人里不光有亚洲面孔，还有很多白人。今年2月份，小苏在一个活动上结交了一个新朋友，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和善的女孩，给她感觉像“天使一样”。

后来两人坐下来喝咖啡，小苏才得知，这人竟然是炼法轮功的，这让她太吃惊了。

“不会吧，她怎么能是炼法轮功的？！她精神正常，状态比我好很多；她很关心我，还告诉我：‘要放松点，先活下来，好好睡觉、吃饭，松弛一些’——她一个陌生人说出了我爸妈都说不出来的话——这太可怕了，我从幼儿园就知道是‘X教’的，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不抱任何坏心地帮助别人的天使？！我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崩塌了——原来以前听说的都是谎言！这太可怕了，哪有真相，我原来生活在谎言中！”

小苏思索，她也是一个“翻墙”的人，为什么还是对共产党的话深信不疑呢？为什么她在美国遇到的一些中国人、其中不乏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也相信了共产党的谣言呢？

“因为大陆人已经不会思考了，只相信共产党。”她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以前翻墙也只看那些自己感兴趣或者对自己的生意、工作有用的东西，对这些大是大非的事情或者有关信仰的事情根本不关心。

“我是到国外接触到了鲜活的法轮功学员之后，才真正了解了真相。”小苏说，“我现在还没有深入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但他们绝不是‘X教’，我感觉他们比一般的人要更好，更善良。”

小苏说，她能想像得到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会落入什么样的境地。

“你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你会被人举报。举报的人不是‘坏人’，他们是为你好，他们举报你是怕你走火入魔、烧死自己——因为法轮功被共产党妖魔化了，所有人都被洗脑了，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你还会从朋友那里得到验证，我也翻墙，但是也不会相信（真相），因为环环相扣，别人也是被洗脑的。”

小苏说，“在中国大陆那种环境下，一个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了，共产党很容易把你找到。”

这个终于认识到被欺骗了的年轻女孩痛心地说：“我原来也知道共产党坏，但没想到坏到这种程度；我也知道共产党给我们洗脑，但没想到洗得这么彻底！”

认识共产党

小苏今年2月份在纽约中央公园参加的集会是一个纪念李文亮的活动，她看到与会的中国人都戴着口罩。

“我问：你们怎么都戴口罩呢？都在纽约了还怕共产党？不可思议！”小苏说，“他们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怕共产党的特务举报，这一点我理解他们；我不理解的是，我们都在纽约了还要防着共产党？！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在此前一趟回国时，小苏因为不愿意配合中共的隔离，被当作精神病患者。

“在中国，只有一个政党，我无法决定什么，只能听天由命，共产党就是天。”小苏说。在美国经历了一些事情后她认识到，“它已经不是一个政党了，它是一个宗教一样的存在；我在国内早就开始翻墙，早就知道六四运动，我知道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我自认为很清醒，但还是被洗脑了。因为大环境在那里，很难不被影响。”

除了法轮功的真相让她震惊之外，小苏还遇到了很多让她产生强烈对比的事情。比如，在大陆，共产党消灭了所有宗教，所以她小时候填表格的时候在“宗教”一栏都要填上“无宗教”，因为“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但是到美国后，“整个都颠倒了”。

“这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反而没有信仰的人成了少数人。当我跟别人说：‘我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他们都很震惊。他们说：‘什么都不信的人是很坏的人，是很残忍的人’——我也很震惊，因为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小苏说，“共产党看信教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教，都是脑子有点问题的人，因为你是不相信科学你才信教，而且这套思想在全国得到推广。但是到这里之后，不管你是法轮功、还是基督教、犹太教，如果你信教，至少说明你是心存善念的人，人们会觉得你很善良；否则你就跟中国大陆的人一样，只是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人。”

还有 一次她得知，她的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室友信仰佛教，还给她讲了历史上中日韩三国在佛教上的交流等历史；她又从台湾朋友那里听说，道教在台湾一直存在。

“这都给我文化上的震惊。因为我学的知识是：这些宗教都消失了。可原来都在世界各地流传着，我非常震惊，这些历史是我不知道的。”小苏说，“道教、佛教存在几千年，都是传统宗教和文化，经历过很多民族的统治，即使在外族统治下都没有消失，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才能毁坏到这么彻底。”

“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历史书就是笑话，没有多少基本事实，只有观点；文革比我想像中的要恶劣得多，我在国内，没办法看到这些信息，一句话，哪怕天天翻墙看新闻，只要人在墙内，就只能被洗脑。”

一系列的冲击让小苏对共产党有了重新的认识。

“共产党才是一个邪教，它消灭了所有宗教，消灭了一个种族的文化，把中国人毒得浑身是毒，像《饥饿游戏》中描写的那样没有信任，它异化了中国人，真的很可怕，但是大陆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了。”

爱上美国

在看到种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同后，小苏感觉，她的“内核”更像美国人，美国更适合她的生存，她感觉在这里能够实现她的人生梦想。

小苏一直想从事律师工作。但是在中国，每个人都在打击她，说25岁的她想要再学一门专业“太老了”。而在这里，人人都在鼓励她，建议她先做房地产赚钱，然后再读法学院。

“美国人不会否定你，都在鼓励你；而在国内，父母说我要先找人结婚；同学说我本科不是学法律的等等，让我觉得很丧气——在中国就是特别累，你做什么都会遭到反对，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她说，“在中国没有希望，不管你干什么、学什么专业，你会想共产党喜欢不喜欢，这个专业有没有前途，要不要转行……人生的路很狭窄。”

而且，和美国相比，中国人因为没有精神追求，一味拚命地赚钱，活得很辛苦。

“大陆人活得都很累，不像美国或者台湾的人有宗教信仰，具有更人性的思考，不用功名来奴役自己，能停下来放松自己。”她说，“大陆人太想要成功了，富人也想要挣更多的钱，他们拚搏、攀比，不停地工作，没有休息，年轻人有的就猝死在工作岗位上，我有两个同学已经死了。”

让小苏最感到舒畅的是美国的自由。她说她是一个有思想、敢于发声的人，她在美国受到了欢迎，这是在中国那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享受不到的。

“在中国，你不能显得突出，你不能说你不支持打台湾，那样就成了少数派，你很危险的，你要随大流；在教室，老师问你有什么问题：你要说没有问题。”她说，“在美国正好相反，你要表达，你要有观点，可能你的观点和别人不一样，你也要发出声音来；人家说你有人格魅力；他们不喜欢没有观点的人。”

小苏说，美国让有雄心壮志的人成功，特别是对那些在大陆面临年龄歧视和被催婚的中国女性来说，美国是让她们的梦想“大放光彩”的地方。虽然这里“不是天堂”，也存在枪击案、吸毒、游民等不好的现象，但这里自由和包容的环境让人充满希望。

“我每天醒来的时候，觉得到处都是机会，就是有一种希望感！”小苏说，“我感觉自己重生了。受到这么大的冲击，让我感觉自己原来好像生活在另外的星球上一样，而我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新的星球上。”

小苏说，人生苦短，她不想再浪费生命了。“我已经在中国浪费了25年人生了，我的下半生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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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愿意背井离乡生活。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我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我对这个5000年历史的文化故土有很深的迷恋。

很多中国人分不清中共和中国的概念，他们以为爱国就是爱党，贬低中共就是贬低中国。我不怪他们，这种人长期生活在中共的宣传洗脑下，他们混淆了爱国和爱党的概念。这正是中共的阴谋，把政党和国家混淆在一起，当你抨击中共的时候，会有“爱国者”来攻击你，说你生养在中国，却抨击自己的国家。 

近五年来，中国网络上关于“润”（英文 Run 的 中文拼音读法）的话题甚嚣尘上。侧面反映中国的经济在下行。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Nora）的觉醒展开，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像我一样的Nora。

很多人想润，却“贫贱不能移”。美国签证对于中国人的拒签率是很高的。根据一项数据表示，2021年，中国公民申请美签拒签率高达79%，世界所有国家拒签率第二（除朝鲜100%拒签外），超过巴勒斯坦，伊朗，古巴，俄罗斯等美国传统敌国。 只有吉布提88%拒签率高于中国。

于是产生了很多“走线”的偷渡者，从香港或者澳门出发去南美洲，然后一路穿梭在热带雨林，走到墨西哥然后进入美国。这些“走线”偷渡者在中国国内是丑闻，在社交媒体是不能发的，中国执政者自我感觉良好，大国自居，战狼外交，民粹主义盛行。然和自居天朝上国，自己的人民却整天想着离开国家，去别的国家生存。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我从前一直对中国抱有幻想。认为15亿人口大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打破百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中国在过去40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飞速增长。但是，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努力，不是中共的执政能力体现。中共从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做错了很多事，唯一正确的就是改革开放。现如今又有开历史倒车的迹象：和独裁者普京合作，加大言论自由的管控，战狼外交政策，教育国内民众与西方国家为敌，民粹主义盛行。

来纽约之前，我在中国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公司在福建厦门，这个小岛与台湾面对面，隔着台湾海峡。我的同事都是福建人，按理说对台湾应该是手足连襟的兄弟姐妹情。但是在中共的战狼外交政策洗脑下，我的同事们都支持武统台湾。

记得去年八月，习近平下令在福建增设兵力，厦门岛突然出现了很多坦克。我身边的同事个个气焰高昂，扬言“打台湾”。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没有让国内的民众反思战争，反而高涨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是错误的，应该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

去年十月份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芝加哥和洛杉矶一趟，参展和拜访客户。当时中国还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境外回国需要在香港隔离3天，在中国境内隔离14天。

在香港的隔离是自由的，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动。但是飞往中国隔离14天的经历是非常绝望和痛苦的。

我们是在天津隔离，因为其它城市的机票临时买不到。总共隔离14天，费用3500人民币。

落地天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我们已经在香港做了2次核酸检测，落地还需要再次检测。

三百多人的飞机，核酸检测效率慢，总共花费2小时。晚上六点多，冬天的天津已经天黑了。

我们的行李和人是分开的，行李被拉到单独的空间全部大消毒一遍。

我们排队等候大巴车接我们去2小时车程以外的隔离酒店检测。期间，等车花了1个小时。

大巴来了，一辆坐50人，一共6辆大巴。

当时我看到大巴车司机全副武装，穿着很厚重的防护服，又近视度数高，戴着很厚的眼镜，除此之外还要再戴一层防病毒的护目镜。我想起上个月（9月19日）发生在西南城市贵州的大巴翻车事件。同样的大巴车，同样的黑夜，我潜意识感受到危险，不想上这辆“死亡大巴”。

于是我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能不能让司机摘掉护目镜和防护服，他本来高度近视，又全副武装的，又是黑夜，很难看清楚道路，万一翻车了，后果很严重。

完全合理的要求。而且考虑到上个月发生的贵州大巴翻车事件，我以为他们应该理解我，采取更有效的行动。但是贵州大巴车没有让他们吸取教训，继续延续这种不合理的，有巨大安全隐患的政策。

他们拒绝我的要求，还嘲笑我年纪轻轻这么怕死。他们不顾我的反对，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大巴车内，把我赶上车。我当着全车乘客的面，说贵州大巴事件的严重性，也有人附和我。但是他们不够坚定，工作人员也不松口，说他们只是执行者，无法改变上级的命令。

我说如果这辆车出事，谁来承担责任？他不说。

无奈之下，我说我无法上这辆车，请让我下车。他们想直接无视我的需求，所以想直接开走。

我说如果你们拒绝我就直接从车窗跳下去。他们才放我下车。

我和行李都下车了，寒风中等他们的解决方案。其他人跟着车走了。

这时他们叫来了警察，来了十多个警察，围着我。他们都戴口罩，穿防护服，怕我传染病毒给他们。我说了我的合理诉求，要么白天转运到隔离点要么司机不能全副武装。他们无视我的需求，说办不到，并且一边说一边手机录影我。

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九点多了。他们叫了辆救护车把我拉去就近的空港医院。到了那边，我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站着等。因为他们没有预知我的到来，所以不知所措。

里面的人打了好多电话，终于让我进去，但是我的行李只能放在门口。在一楼的一间病房里，没有床，只有一个椅子，一台仪器。他们让我等通知。

半个小时后，等来了一通电话，是自称是天津卫健委的主任，她问我有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我说我没有病。她问那家庭有没有任何精神病史，我说没有。她说需要安排人给我做精神鉴定，我依然坚持说自己没有病。

她问我为何反抗防疫规定？我说我不想发生贵州大巴那样的事情，她说不会的，我想太多了，那个只是意外？我说谁知道意外会不会发生呢？她说理解我的恐惧。然后继续问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受过什么迫害？

这个对话无法继续，我挂掉了。

后来他们说会派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酒店。但是零下2摄氏度的冬天，没有暖气，他们的车一直没来。我就这样苦等，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期间我要求要防寒的毛毯，他们说没有。

期间我去外面卫生间上厕所，他们派了一个护士专门盯着我，就在卫生间隔间外面看着我。

然后护送我回病房。

没有毛毯，没有水，没有吃的，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还是打算这样对我，我说我要饿死在这边了，求你们安排车子送我去酒店吧。

我主张了5次，才有一次回应。早上九点多他们叫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去隔离点。

中午十二点，我终于到了酒店。

在香港一起排队等飞机的一个女士在微信跟我说，因为我的反抗，他们工作人员跟那些乘客说我有精神问题，并且广为传播。

我和这位女士在香港机场排队等飞机的时候认识，她行李太多，叫我帮忙托运几件。因为在香港，我们是大陆人，备受歧视，行李超过一定量就要被收取高额的费用。

我们被安排到了面对面的酒店房间。

有一天夜里，她微信私信我说，她很饿，问我有没有食物。我说有，有巧克力和饼干。于是我把巧克力和饼干投掷在对方的门口。酒店内隔离的门一打开就会发生巨大的警报声。五分钟后，她打开门，也发出了巨大的警报声。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警察的男性问我昨晚有没有开门扔东西，我说有，并且解释了原因。警察说，这些他不管，重点是我违反了防疫政策。还警告我如果有下次，他要对我依法刑事拘留。

14天后，我回到了厦门，我工作的城市。在温水里泡着的青蛙很难知道自己即将走向死亡。这就是我出国以后再次回到厦门的感觉。我在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机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餐厅和酒吧开放，人们的生活回到正常。在中国大陆城市里，一切像是世界末日。机场一个人也没有，餐厅被贴上黄色的封条。从机场出来，打车回家，一路上没有任何车辆。

十一月，回到办公室后，我工作不如以前那么积极，总是坐在电脑面前发呆，需要别人大声叫我才能反应过来自己在走神。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的问题，经过天津的隔离，周围人的质疑，我当时以为自己真的有某种精神疾病。

整个十一月我过得很恍惚。

十一月底，大量的白纸运动在大城市年轻人群中发生。我当时想发起在厦门的白纸运动。还没策划，好朋友就告诉我，在上海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被捕入狱。

11月29日，我买了张机票来到美国纽约。谁也没告诉，办公室的咖啡杯还剩下一半咖啡。娜拉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