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列举中联部、中央政法委、中央党校、中央政研室、教育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共央视等是如何“深入开展学习”的。

一些专家学者对于共产党的这类政治运动曾经做出深刻分析。

例如前澳大利亚政府中国政策专家加诺特（John Garnaut）曾经撰文指出，

“共产党从未在“说服”而是在“控制”上投入了全部注意力。通过创造一个彻底封闭的系统，控制全部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从现实上、社会上和思想上“打破”个人的独立性，它们发现它们可以控制人类的心智，就像巴普洛夫几年前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发现了狗的条件反射一样。”

加诺特说的绝非是简单的形容，而且可怕的事实。1921年一月24日，列宁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科学家I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

而作家蔡咏梅在2006年《开放杂志》撰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中共一次次的运动，让无数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她说，“接踵而来的又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整人运动不断，还有密如蛛网的群众监督，使人人活在恐惧之中，连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也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意就滑到了万劫不复的阶级敌人那一边。我母亲有一个朋友在毛泽东时代十多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中，他怕听“份子”两个字，每天一到黄昏心里就发慌。文革后披露的数据显示，那些为红朝高唱赞歌、地位显赫的御用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内心也深藏恐惧”。

蔡咏梅指出，“有不少知识分子自以为他们是真心拥护热爱共产党，但这种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惧转化而来的，这种微妙的病态心理即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面对主宰自己生死的强大恐怖力量，将内心的恐惧下意识地转化成效忠臣服乃至爱戴，是人为生存的自我心理调适，它能使人获得虚假的安全感乃至幸福感。检视我自己在毛泽东统治下度过的青少年岁月，实际自己也患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非常深切的亲身感受”。

《解体党文化》书中同样指出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书中说，“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