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金：颠覆现代人常识的瘟疫大劫（下）

（1）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
通过上篇的讲述，细心的读者会想到：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能和李自成的20万大军死战，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

确实是这样。1644年5月26日，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含步兵，真正关宁铁骑精兵骨干不足2万），一直打到28日晨，吴军才支撑不住了。此时风向大变，天象不利大顺军，满清骤然出击。在清兵出手前，关宁铁骑以少敌多，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这绝不是一只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

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12年，后期京师疫情最重，全国没有封城禁足，各地往来一直不断，吴三桂镇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山海关一带，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

可事实上，关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后来吴三桂率领这支劲旅追击大顺、剿灭南明，过河北，平山东，回锦州，入汉中，剿西北，定云贵，出缅甸，回云南[1]，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穿行了无数鼠疫疫区，烈性鼠疫屡屡从关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就是不理他们——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辨析过：“马防跳蚤防鼠疫”的假说，与事实和逻辑都不合，是一叶障目。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唯独关宁铁骑例外，他们特殊在哪里呢？

（2）袁崇焕的劲旅，反迫害的特例
关宁铁骑，是袁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明末最强部队。天启六年宁远大捷，袁崇焕一万多人守孤城，火炮击退了努尔哈赤13万多人四天的强攻，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

天启七年的宁锦大捷，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六万大军24天的来回攻击，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野战也和八旗劲旅打成平手。

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袁崇焕带领关宁铁骑8000多人，在广渠门外，把满清悍将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和蒙古亲王率领的四万多精锐骑兵彻底击溃，斩杀数千人[2]。

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文人袁崇焕，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打垮了五倍于自己的敌人？他的随军文书记述：袁崇焕亲自上阵，差点被砍死，两肋中箭如同刺猬，幸亏身穿重甲，才没射透[3]……太命大了，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

袁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他的三万关宁铁骑一分为三，其中一支落到了吴三桂手中。影视中喊出的“关宁铁骑，天下无敌”的口号，并非吴三桂吹嘘壮胆。这支劲旅扩编后，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歼灭了大顺军、大西军、南明军队，后来又反清，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关宁军野战，最后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4]。

不是因为最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关宁铁骑与其它明军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在袁崇焕被迫害后，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回山海关宁远，明为自保，实则抗皇命，为袁帅鸣冤。崇祯吓坏了，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畿，五天收复四城，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尽管没有救成，但是为反迫害尽了全力——为什么这样，能免于天罚呢？

（1）从表面找原因，科学成了“倾向说”、“目的论”
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认为瘟疫由天灾、卫生条件差引起——这种解释也是猜测，不合史实。现代学术界发现：古代的灾年、平年交替循环，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也就是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但都没有象明朝那样，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

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硬是“抓其一点、不计其余”地做出“科学”解释，目的性很强，倾向性也很强，这样的“倾向说”、“目的论”本身就是偏颇、不科学的，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

（2）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
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一是瘟疫多，特别是后期。有人统计：明朝统治277年间，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不同地区各类瘟疫达330次以上。二是冤狱多，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镇抚司，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恐怖治国，大兴冤狱，酷刑残害为历史之最。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庭杖”（无需有罪，皇帝一句话就棒打大臣，甚至打残打死）、“诏狱”（含东西厂狱、锦衣卫大狱、镇抚司狱等），设定凌迟（千刀万剐）的级别，定下几千刀，如果在这几千刀剐肉之前，罪人先死了，行刑者要被重罚……

（3）两大特色，暗存因果
其实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过去遇到灾难、麻烦、疾病或者亲人疾病，皇帝常常大赦天下，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以化解灾难的事，史不绝书，为什么会这样？科学认为这不可能——前文的事实已经把科学的认知打破了，所以，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

李淳风的天象著作《乙巳占》里多次出现：“以赦解之（天难）”，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怎么会解开天难呢？因为有些天难，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行冤狱的惩罚，所以“以赦解冤狱”，解决了问题的根源，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乙巳占》不直接说原因，稍微拐了个弯，因为直接泄漏天机要遭天谴的。

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算卦就是这样：算得准，因为水平高（极小概率的事件，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算不准，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不能因为算不准，就说算卦都是假的。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大赦解决灾异，如果都无效，同样会被历史淘汰。比如古代的求雨，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有奇验的时候，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祈求晴天[5]，郑侠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新法——以天降大雨解旱情[6]，明朝王阳明祷文[7]祈雨[8]，等等。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乙巳占》也是说在个别天象下，可以“以赦解之”。

（4）朝廷犯罪，百姓连累
可能很多人会问：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东厂、西厂、昏君不遭报应，而是老百姓首先遭劫呢？

这个问题，《瘟疫的眼睛》（内容附于文后）一文已经深入辨析过了。这是给人间留的迷，也符合天理：百姓的顺从、认同、拱卫，是昏君和乱臣强大、为所欲为的基石，所以这些百姓要遭劫，百姓先受点罪有缓冲余地，有机会醒悟得救，最坏的最后入劫，没有机会——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何尝不是这样？

如此说来，明末那场最大瘟疫，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谁？

（1）迫害罪弥天，活剐袁崇焕
很多人会知道，明末最大的冤狱，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忠臣袁崇焕，无辜被崇祯帝下狱、炮制罪名、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磔。袁崇焕不但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实际剐了3500多刀），刽子手还把剐下来的肉当场出售。史料记载：面对惨烈的酷刑，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不但大骂袁崇焕这个卖国贼，还抢购其肉，袁崇焕被折磨三日才死，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剁碎解恨……[9]，场面之惨，亘古绝今。

《明史》记载：“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发现家无余财，将其亲属流放三千里。天下人认为太冤了。[10]”注意，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都认为袁崇焕冤枉，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听信了朝廷的官宣，误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死有余辜，所以京城百姓才有那么激烈的恨袁反应，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把袁崇焕比作秦桧……

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岭”——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推波助澜，还是明白冤情，命运截然不同，逃不过瘟神的眼睛。

“大道至简至易”，《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满清大军、李自成的义军、吴三桂的明朝关宁铁骑都不染疫，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袁崇焕。烈性鼠疫是降下的天谴，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听信官方谎言、不明真相，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都和大明一样，在劫难逃。

（2）冤狱杀常见，大疫却罕现？
可能有人会反诘了：“历史上的大冤狱、大冤杀太多了，按你这种说法，每次都应该招来大疫，怎么没有呢？西汉初年冤杀韩信，南宋初年冤杀岳飞，都是大冤，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没有被瘟疫灭国呢？难道普通的杀，和千刀万剐，差别这么大么？”

历史的真机，不是表面能理解的，深入一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韩信、岳飞被冤杀，全天下的百姓、官员都知道他们冤，都知道真相，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不遭劫，不会有瘟疫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而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大多数的百姓，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拥护迫害；而明白真相、当时为袁崇焕发声者，屈指可数。

大家都认同着迫害，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共同造下的罪业，所以会有共同的天罚形式，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疫灭大明，根源于此。

皇上钦定、群臣呼应，政府鼓吹，百姓热追，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逆天的谎言和迫害招来瘟疫天谴，大明王朝就此毁灭，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只为逆天的君王。

明白了这段历史因果，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非典瘟疫SARS、新冠疫情SARS-2、未来大疫SARS-3……日月循环，历史重演，人类面对大劫天谴，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盼，真正的救赎，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

《圣经·旧约》讲述的瘟疫不止三次，而且都是定向、定时、定地、定约的。定向，瘟疫是指向特定人群，谁也逃不掉；定时，指瘟疫如期而至；定地，指从特定地点开始蔓延，常常是从罪业最大的地方开始；定约，指瘟神不敢攻击“授记”者（比如摩西让信徒以“羔羊血抹门楣”，就是一种授记。）

再看这次“武汉瘟疫”，何尝不是这样呢？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以下简称《伯温碑记》）一直在民间流传，是在一场地震中被震出来的，因为事关当今的瘟疫，为了不断章取义，我们在这里全文引用：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
　　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
　　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
　　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还有十愁在眼前：

　　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
　　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衣无人穿，
　　九愁尸体无人检，十愁难过猪鼠年。

　　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
　　就是铜打铁罗汉，难过七月一十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乃能保全，
　　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番龙蛇年。

　　幼儿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汉中苦。
　　大狮吼如雷，胜过悼百虎，
　　犀牛现出尾，平地遇猛若，
　　若问大平年，架桥迎新主，
　　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
　　问他笑什么？迎接新地主，
　　上管三尺日，夜无盗贼难，
　　虽是谋为主，主坐中央土，
　　人民喊真主。

　　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
　　七人一路走，引诱進了口，
　　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人人可观，个个可传，
　　有人印送，勿取金钱，
　　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
　　敬重天地、神明、父母，
　　再要敬惜字纸、五谷，谨当切记。

一、定时：

《伯温碑记》中“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一九年黄历十月间对应的时间就是2019年10月底和11月底。武汉肺炎瘟疫病毒的出现，正是在9月29日～11月25日这个时间段。（确诊的第一例患者是12月1日发病，这比武汉卫健委通报的第一个病例的发病日期，时间早大约两周。加上现在推定的潜伏期7～14天，第1例感染者，最晚在11月就感染了，这表明病毒扩散的时间也会更早。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专家丹尼尔·卢西（Daniel Lucey）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开始扩散的时间，最早可以在2019年10月。）预言的时间应验了。

其中“十愁难过猪鼠年”。瘟疫的爆发，正在2020年1月24日除夕前后，正是猪年、鼠年之交。

这两个解读告诉世人，刘伯温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这次的武汉肺炎瘟疫，正如约定时间而来。

二、定地：为什么这次瘟疫爆发于武汉？

从古罗马和古埃及的历史看，瘟疫定地扩散，因为这个地方罪业最大。那么武汉究竟有什么恶冠中华的罪业呢？

中共当代迫害法轮功正法修炼，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天大的罪业因何而起？

始作俑者之一是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如果他不搞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他就不能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指中央政治局常委，离休年龄晚），他就该退休了，为此，他开始找最好欺负的下手，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当作了“任人宰割的羔羊”。1996年，他指使公安部深入调查法轮功，结果反应很好，公安部很多人开始炼法轮功。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还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于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也都很支持法轮功。罗干不甘心就此退休，孤注一掷，先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然后让公安部去给他的定性找“证据”，把所有气功、会道门甚至神经病造成的社会危害，还有炼过法轮功又改练其它气功的人出现的偏差，都强加给法轮功。

另一方面，罗干对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镇压法轮功，心领神会，罗干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简称“武汉台赵片”），声情并茂地罗列那些伪证，长达六个小时。中央开会酝酿、讨论是否取缔法轮功的会议上，就播放了这部片子，该片以假乱真的造谣手段迷惑了所有的人，为中共最终决议镇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罗干也因此被重用。2002年，67岁的罗干以第9名挤进了最高权力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常规为7人，为罗干扩为9人），得以又干了5年才退。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7月22日在全国滚动式播出“武汉台赵片”，中共强迫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组织全体成员观看，以谎言煽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当年文革要批斗刘少奇时，江青命令一下，刘少奇的罪证便铺天盖地，下面的人按中共的意图造假成了政治进步的阶梯。这部“武汉台赵片”又起到这样的示范作用，看到罗干、赵致真由此飞黄腾达，各地媒体、电视台竞相效仿，编造攒凑出法轮功“危害社会1400例”。无视共产党干部腐化危害人民14万例不止的民怨，再次大搞政治运动，以迫害人民来邀功立威。

非典、武汉肺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天大灭佛罪业招来的灾难。中共迫害正信修炼群体20多年，制造了无数家庭惨案，数十万人被非法抓捕坐牢，当时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戒毒所关不下，抓到精神病院迫害，大量扩建劳教所、监狱，被确认迫害致死的已有4300多人；发展到后来，中共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搞活体器官移植牟取暴利——遭到世界众多国家和正义人士的一致谴责。

而这所有的罪恶，起因的很大的一部分，是“武汉台赵片”——它给武汉和武汉人民带去了多大罪业？害人于末劫不得救赎之罪恶，很大程度起于武汉，瘟疫在这个罪恶深重之地爆发，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定向：

对比历史先验，我们知道，古罗马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迫害基督徒（正教信徒）”的人群；古埃及的三次瘟疫，指向的是“没有摩西授记”的人群。那么，在现代，三波瘟疫会指向哪个人群呢？瘟疫不敢碰的又是哪些人呢？

先来说历史上有关“定向”的故事。

1）《旧约》：大劫过后，义人得救

《圣经》中多次讲到“义人”。第一次是在《创世纪》中讲：“诺亚是个义人。”所以诺亚一家要被救赎，上帝让他们造方舟，在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存活下来，作为未来的人种。

《圣经》第二次讲“义人”，是上帝要毁灭人间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亚伯拉罕请求宽赦，向上帝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

上帝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设想的“义人”数量降为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上帝都答应了，说：“（如果真有十个义人）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上帝派两个天使化成美少年去调查，结果发现义人只有罗得一家，老俩口和两个女儿（笃信正神，不做恶行），当地人还要群奸这两个美少年，那时人类已经败坏到流行同性恋的地步了。天使让罗得一家逃走，次日，所多玛和蛾摩拉城中的一切全被天火烧灭。

由此，我们看到，《圣经》文化中定义的“义人”是讲道义的好人，好到能够在人类大劫过后存活下来。这样的人，头上有神的授记，瘟疫等毁灭之神不会攻击他们。

那么，历史发展到今天，武汉肺炎瘟疫如约定时降临，什么样的人才是义人？

2）易感人群：谎言中的迷失者

《圣经·启示录》中讲：“（迫害“羔羊”弟子的兽）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

中共的做法没跳出这个预言，他在全国搞人人表态、个个过关，都得站在中共一边批判法轮功，否则，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停职停薪、取消从业资格、开除学籍。举手表态，就在手上被赤龙“授记”了。当然，入队、入团、入党宣誓效忠中共的，都在头上被赤龙撒旦“授记”了，授记的标志都是镰刀斧头，中共的党章。

四、为什么平民总是先遭恶报？罪大的官员反而逍遥？

这是百姓最不解的，很多人因此而以为“恶极无恶报，天理不在”。其实这是误会天理所致。

首先：打仗是兵先死，还是将先死？通常是兵先死。

其次：如果罪大恶极的人要先得恶报而死，会形成一个“当高官的上去一个死一个、走马灯似的赶死”，那样人间就没有迷了。

苦难能让人清醒、有机会醒悟，而最后遭恶报者却没有机会醒悟和悔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