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尧让四方的首领举荐能够遵从天意、接替天子职位的人，首领们纷纷举荐说：“有一个居下位的独身男子，叫虞舜。他是乐师瞽瞍的儿子。父亲顽固愚蠢，母亲言语憎乱，兄弟傲慢凶狠。舜能以孝悌之道与他们和睦相处，以恭明的美德处理家政事务，心中不生任何邪念。”帝尧因其孝悌、厚道、纯正，能理好家，尧便把两个女儿嫁给舜，進一步考察他的理家法则及其德行。就是说，帝尧选继承人，不论亲疏远近，首先以孝悌、厚道、纯正为标准。

考察了舜的理家才能与品德之后，帝尧便授官位给舜，嘱咐他发扬齐家的孝悌纯正之德，严格用人伦五常之德去规范引导百姓，总理部落联盟的一切政务。

虞舜继位后，让契作司徒，负责用人伦五常教化百姓，并告诫他教化百姓要宽厚。

孔子曰称赞虞舜曰：“舜真是大孝子啊！是道德的圣人，尊贵的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就是说，有大孝之德，必得显位，必得厚禄，必得大名。孔子也曾称赞武王、周公是大孝，认为以这种大孝之德去治国平天下，“其如示诸掌”。

哀公问政。孔子曰：“其贤人存，则其政举；其贤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性；爱自己的父母双亲是最根本的人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养性；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性；思知人性，不可以不知天命。”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没有比孝更大的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在修身，而修身的根本，在于孝敬父母双亲。《诗经》上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说，把齐家的孝悌之义推广开去，就能治理好国家。

《大学》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天子孝敬父母，其德孝加于百姓，百姓兴孝，型于四海，四海兴孝。家家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举国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此，孔夫子心向往之的大同盛世成矣。

汉代从高祖刘邦起就重视孝道，后来，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设置《孝经》博士。汉武帝时，明确了“以孝治天下” 的治国思想，并确立了“举孝廉”的用人制度和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以后各朝，也都注重以孝道教化百姓。因为，人能以孝事亲，则能以忠事君。能以悌事兄，则能以顺事长。能治理好家，则能为官治理好一方。官员都能敬老爱幼，爱民如子，百姓都能爱亲敬老，忠君顺长，自然上下和睦亲善，国固民安矣。

为了保证君民上下孝悌忠顺，和睦亲善，古人在以孝教民的同时，还以刑辅德。《孝经•五刑章》说：“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人看来，一切的罪恶皆发源于对父母的不孝，因此要用最严厉的刑罚来惩处不孝的行为。这样，就从道德与法律两个方面保证了孝父、从兄、忠君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的推行，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古代提倡的忠孝也并非是非不分的愚忠愚孝。

据《荀子•子道》篇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无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问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就是说，古代的孝道，有一个原则，就是“从义不从父”。对于父亲的错误，一定要劝谏，劝而不听也不能服从，因为这样会陷父亲于不义。就是说，盲目服从父亲错误的命令并不是真正的孝子。把“从义不从父”的孝道推而广之，对于君命中不义的成分，也不能盲目执行。《孝经•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对于君主的错误，臣子必须劝谏匡正。古代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认为对于君主的重大错误，要敢于冒死進谏，甚或以死進谏，不分是非的从命，并不是真正的忠臣。 就是说，古代的忠孝是由孝顺服从仁义之命与冒死匡恶补过两方面构成的，这样就保证了家族一切合义，宗庙不毁，保证了国家封疆不削，社稷不危。

而今天，中共治国，政治运动不断。运动中不仅不提倡孝悌之义，甚至还鼓励子女批斗父母、妻子批斗丈夫、朋友互相斗争，鼓励子女与父母、与家庭彻底决裂，致使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庭失和，朋友失信。活埋父母、火烧父母、打死父母、冻死、饿死父母的，时有耳闻，虐待、不赡养父母的更是司空见惯。家庭失和，国岂能不乱？家无孝子，国何来忠臣？家无诤子，国何来诤臣？曾有诤臣张志新，因为指出中共文革的错误，被关押入狱，用尽酷刑，受尽凌辱，判处死刑，临赴刑场还被邪党割了喉管；曾有学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希望中共治好国家，被中共机枪扫，坦克压，死伤无数；曾有法轮功修炼者给中共指出镇压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被中共关押打杀，数千人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致使今天中共贪官遍朝，却没有一个忠臣，佞臣遍地，却没有一个诤臣。国无诤臣，岂能不危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