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专制的政府是不道德的，当暴君要发动侵略战争或对异族暴虐、对异己同胞杀戮时，他们的宣传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是蛊惑人心的感召、扼杀人性的洗脑。很多普通的百姓因为轻信了政府的宣传，在谣言的惑众和诱骗下，一些人迷失了方向，遗失了道德，泯灭了良知，暴政就利用和胁迫他们成为暴政的工具，以至助纣为虐，成为杀人的刽子手。当真相大白的时候，等待这些人的往往是身陷牢狱，心陷悔恨。比如，纳粹军官们不都是屠夫、莽夫，其中不乏有学识、有修养、有风度之士，可惜一旦丧失了良知、杀了人，就成为罪犯，罪责难逃。

在德国的历史中，曾有过十二年噩梦般的纳粹统治，人们曾经狂热的相信纳粹鼓吹的种族主义，灭绝式的杀害犹太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德国人的忏悔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七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纳粹占领时期被划为犹太人隔离区的地方，向犹太人的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在细雨蒙蒙中，勃兰特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这一超出礼仪的惊人之举震惊了世界。作为一个与纳粹没有瓜葛的德国人，勃兰特良心上可以没有任何负担，但是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德国人认为法西斯不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噪下，很多日本老百姓以效忠天皇、侵略中华、虐杀中国人为荣。而战争结束后，战犯们不但要受到正义法庭的审判，还要承受漫长的自我良心的谴责。藤田茂在法庭上忏悔道：“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出自心里的话。”永富博之在法庭上说：“由于我直接犯的罪行和我命令部下所犯的罪行，使许多被害的中国人陷入无限痛苦之中。我要在神圣的中国领土上，对被害者的家属们，对全中国的人民跪下来叩头，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人是平等的，信仰是自由的。但是在现今的中国，一旦某些人被中共定为镇压的对象，就成为合法施加蹂躏的对象。他们受到的是恐吓、折磨、摧残和杀戮，就象当年纳粹不把犹太人当人一样惨无人道地迫害。这样的悲剧天天都在中国上演，在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调查报告中，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还在承受着空前的令人发指的各种迫害。

自从法轮功被非法定罪以来，并不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们有过什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被中共定为政治镇压的对象，所以当权者就可以对他们进行肆意的歪曲、打击、扼杀。九年多来，至少三千多个生命被迫害致死，一亿人的信仰被打压。每一个的痛苦遭遇中，都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都是手足相残，都是同胞相煎。每一个悲剧和死亡背后，都注脚着一串串名字，那就是指使者、虐待者、刽子手。这些施暴者们也许现在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施暴者与承受暴力者之间本无仇怨，这是“党的政策”、这是“上级的指示”、这是施暴者的“工作”，他没有任何负罪感。然而等到真相大白时，当他们对历史有了清醒的认识后，他们就将深陷反省、自责、忏悔中。或许他们会象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叩头谢罪，还心存畏惧。

人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本帐。当人的手上沾满了鲜血，罪行令人发指、骇人听闻，人可能还会找各种缘由开释自己，但是当他们独自一人时，可能就会掉进忏悔的深渊里。如果谁参与扼杀了一个无辜的生命，那么谁的良心也会被判决死刑。也许生命还会延续，但他要经历良心的谴责、正义的审判、世人的唾弃、社会的抛弃，在生不如死的噩梦中度过余生。

那为什么不在今天就反思一下，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是否爱人如爱己？我们是否问心无愧？我们在做事时，是应该依某个政党的所谓“政策”而做，还是凭良知而为；是应该例行公事的迫害良善，还是坚守道德维护正义；是应该“服从上级”的命令，还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请不要在沾满血迹后，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懊悔中，无法解脱，再去书写一辈子的忏悔录。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自作自受”体现的是天理绝对公平。当谁对他人残暴的时候，肉体上的偿还只是一时的，而心理上的煎熬却是永恒的；外在的惩处是有限的，而良心的愧疚是无限的。没有人能逃过自己良心的窥视和评判，我们的良心不会放过我们自己。所以，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及时的反思和归正，而不要在罪孽深重时再去忏悔，更不要拖到连忏悔的机会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