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门”与“何亡国”

强盗党的倒行逆施造成民怨沸腾，制造的大量访民也反过来让其头痛不已。现在中共草木皆兵，把二零零九年视为“敏感年”。三月十八日，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题为《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孙在文中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强行送这些访民进精神病院就是保护他们的人权”。这种信口开河，反映出御用学者的极度不负责任，于是立即遭到访民的强烈反弹，纷纷要去找孙评理。其实，孙不是说漏了嘴，而是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年来，当局就是这么做的，许多人因为上访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许多法轮功学员因为上访而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遭受残酷迫害。

这不禁让人想起十年前，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顶着科学院“院士”头衔的科痞何祚庥，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的文章。文章再次恶意污蔑炼法轮功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会象义和团一样亡国。“何亡国”道出了中共一直想把法轮功树为假想敌而取缔的真实意图。其恶意污蔑严重地伤害了广大法轮功学员，促使法轮功学员九九年“四•二五”和平上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四•二五”后，中共“倒果为因”，利用垄断的话语权欺骗各界，混淆视听。现在仍然有些人不明事实真相、被“狼妈妈”的“羊吃狼”谎言所愚弄，认为：“如果你们法轮功不去围攻中南海，共产党也就不会镇压法轮功了”。言外之意，因为先有了法轮功学员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前因，才导致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后果。

就象“老访民”有其冤屈的原因和历史一样，其实在九九年“四•二五”之前，中共对法轮功早有预谋，不断地挑起事端，中共打压在前，法轮功学员上访在后。可以说，中共的强盗本性决定了其打击法轮功的必然性。

*新时期的假想敌

一般的强盗只抢人的财物，而中共用政治的名义不仅抢劫人民的财物，还抢去人民合法的权益、自由的思想，并把“思想阵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中共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把全国人民抢劫一空之后，面临着如何控制和使用“赃物”的问题，又面临着如何标榜自己“伟光正”的问题。文革后，面临民不聊生的现实，中共被迫搞“改革开放”，先把抢来的土地让农民使用，后又在城市搞“改革”，而中共权贵们就利用“国企改革”的机会，大肆私吞资产。

九一年苏联共产党垮台后，中国人民普遍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中共内心非常恐惧，一方面害怕“和平演变”，另一方面又担心当时全国的气功热，于是中共成立了一个九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严密监控气功组织。

为了维持其破产的意识形态，中共又祭起了斗争哲学来树立敌人。人的思想应该是自由而独立的，中共强暴人民的思想本身就是罪恶，而为了维护所谓的“思想阵地”打击异己，更是恶上加恶。在九九年七月镇压法轮功之后不久，江泽民“在某重要会议的谈话要点”中说：“中央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亡的历史教训，一直决心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进行批判，夺回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法轮功鼓吹‘真、善、忍’，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起不到惩戒的效果，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

由此可见，在苏共垮台后，中共开始物色新的假想敌，然后以政治的名义杀人立威。为什么选法轮功为敌人呢？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搞“假恶斗”的党文化不一样；从江的谈话可看出，高层非法了解法轮功，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不会破坏社会稳定，同时又认为法轮功讲“真善忍”好欺负，可以放手打击。换句话说，中共打击法轮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法轮功的好，又觉得好欺负，可见强盗党的邪恶和懦弱。

*中共对法轮功蓄谋已久

前面提到，中共有个九人小组严密监视气功。法轮功因为祛病健身效果好，讲“真善忍”，所以发展非常快，在九四年的时候就引起了公安的注意，一些地方派出了公安人员到法轮功里卧底，没有发现任何“异情”。

到九四年底，法轮功创始人停止在国内传功。通过人传人，心传心，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增长，法轮功深受人们的欢迎。到九六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估计已经超过千万，其中有很多是党政干部，尤其是退休干部。可是由于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引起了中共的恐惧和江泽民的妒嫉，已经把法轮功作为假想敌了。

中共的政治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些专吃“政治饭”的党棍们想挑起事端整人，趁机捞取政治资本。和历次政治运动整人一样，首先是“笔杆子”开路，中宣部已经在策划批判法轮功了。

1、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

一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政策（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用僵化了的文革思维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徐光春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后，由于有关部门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当局对法轮功的进一步打压没能搞起来。

2、九七年公安部内定“邪教”

中宣部的“文攻”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专政机器”这台绞肉机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场了。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为捞取政治资本，指示其控制的公安部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取缔法轮功。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罗干又通过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后来各地公安卧底调查的结果：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也没搜集到。

中共中央政法委内定了罪名，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对法轮功的公开大规模打压一直搞不起来，但是也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人为地挑起了公安部门与炼法轮功群众的对立。

3、九八年北京电视台事件

到了一九九八年，中共要对法轮功进行“文攻武斗”的形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苦于找不到借口。当年五月，在中宣部工作过的科痞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公开诽谤法轮功。一些法轮功学员去电视台反映实际情况。北京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了更正。何祚庥的挑事没有成功，其恶劣表演引起了当时北京一位副市长的不快，下令不准其在北京的媒体上乱说。这也是九九年何转到天津去发表诬蔑法轮功文章的原因。

*九八年的健康调查

面对公安在各地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纷纷给上级写信反映情况。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政治局看了调查报告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很高兴，作了批示，大意是不要去干扰法轮功学员炼功。江泽民看了报告后，很不满地说“写得玄玄乎乎，看不懂”，就把报告交给了罗干，罗干自然明白江的意图。后来在“四•二五”上访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朱镕基的批示被罗干扣压了下来。罗干敢把朱镕基的批示扣压了下来，是有江泽民的背后支持。

*打压升级：九九年天津事件

一九九八年的调查结果非常明确，结论非常正面，但是对法轮功的攻击和骚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升级了。这是因为中共早就把法轮功内定为“假想敌”了，并且一意孤行，现在缺乏的只是打击的借口。

何祚庥背后有罗干的支持，在北京电视台诽谤法轮功失败后，于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诽谤法轮功文章，而且无中生有地上升到“亡国”的高度，扣上了比“精神病”更可怕的大帽子，其实这正是何祚庥背后主子所需要的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编辑们：法轮功令人身心受益。四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了四十五人。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者。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天津事件”反映出对法轮功的“文攻武斗”正式登场了，对法轮功的打击严重升级了。

*九九年“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

面对长期的骚扰，法轮功一直坦坦荡荡，不畏险恶，实践着“真善忍”，体现了修炼人的风范。对于“四•二五”万人上访的过程，海外已经有许多详细的报道，这里不再赘述。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上访和平、理性，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后来被诬蔑为“围攻”的迹象。在当时总理的干预下，天津被抓的学员被释放，学员们有秩序地迅速离开，在离开之前，将地上的垃圾和纸屑捡起，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捡起扔入垃圾桶。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上访，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地去北京上访。导致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根源是中共长期的恶性侵权。（2）天津公安为什么建议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现在看来，是个圈套，有人希望把事情搞到北京，把事情搞大，然后就有了镇压的借口。（3）罗干对法轮功学员将要进北京上访一事了若指掌。（4）一些参加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事先得到了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亲戚或朋友的警告，说中南海附近已驻有大量的军警，做好了抓人的准备。因此，“四•二五”当天，军警做好了镇压的部署和准备，其背后的总后台是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

天津放了人，但是并没有解决出版法轮功书籍、给法轮功合法的修炼环境的问题。即使这样，此事的妥善处理，曾被国际传媒誉为开创“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以及“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先河。然而江泽民因妒嫉得狂怒而失去理性，一场暴风骤雨刚刚开始。

*信访制度的脆弱

信访是个中国特有的东西，其根源是中共的恶性侵权，司法没有权威。很明显，老百姓的上访是由于侵权，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法律保证。如果没有恶性侵权，哪来老百姓抛家舍业、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去上访？虽然民众有权上访，但是信访是寻求更高权力的干预，权力越大干预力量越大，所以信访本身是脆弱的。正因为信访制度的脆弱，妒火爆发的中共最高当权者江泽民就轻而易举地把政府总理的决定推翻了。

为了维护“核心权威”，在“四•二五”中南海事件当天，当罗干和相关负责人向江泽民汇报法轮功学员上访经过的情况时，江泽民迫不及待地挥舞双手，大叫：“灭掉，灭掉，坚决灭掉！”令在场人员感到吃惊。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政治局常委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江泽民对朱镕基怒吼说要“亡党亡国”。当夜，江泽民模仿毛泽东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手法，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指控“四•二五”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并且强行把个人信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绝密，中办发电[1999]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

*“围攻中南海”是“羊吃狼”的逻辑

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高层对法轮功非常了解，知道“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和江泽民执意要打压法轮功。中共要打压是出自于独裁专制的本性，想管天、管地、管人、管人的思想，想垄断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其对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控制，认为法轮功是在与其争夺群众，如果人们都信“真善忍”了，就没有人跟着中共搞“假恶斗”了。踏着“六四”血迹爬上来的江泽民，无德无能，小肚鸡肠，但在长期官场中练就了整人手段，炼法轮功的人超过了江领导的共产党员人数，江对此妒火中烧，另一方面，江又权欲熏心，在高层缺乏威信，想利用打击法轮功树立个人的权威。

“四•二五”之后，江泽民因妒嫉而狂怒，失去理性给法轮功定了性。这清楚表明，“四•二五事件”并不是镇压的直接原因，因为中央政府已经理性、妥善地处理完这次万人和平上访事件。但江泽民对法轮功仇视已久，竟然不顾高层的多数不同意见，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做法，把法轮功看成是最大敌人，威胁自己的“核心”地位，借助国家和中共党的名义与力量进行迫害。在江泽民的淫威面前，中国政府的各位要员们畏惧、沉默了。

为了表明其一贯的“伟光正”，总需要捏造一个冠冕堂皇的镇压借口。就象“羊吃狼”一样荒唐，中共颠倒因果关系，把由于中共长期诽谤和骚扰而引起的“四•二五”和平上访，诬蔑成“围攻中南海”，并以此为借口，违背中国宪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对上亿普通民众的血腥迫害，从而造成了大规模的人权灾难。 

“四•二五”和平上访已经十年过去了，虽然迫害还在持续，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年来，法轮功一直坦坦荡荡，无惧中共的邪恶，也赢得了很多世人的佩服和尊敬。现在随着法轮功真相、《九评共产党》等的广泛流传，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流氓本性，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起来，退出了中共（党团队），越来越多的人从法轮功的大善大忍中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