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海内外的媒体渲染，十年前的“四·二五”中南海事件给很多人的一个很深的误解，就是误以为法轮功具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纪律”。所谓“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纪律”主要体现在：（1）上万人群说来就来，一夜之间从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工作环境中出现在中南海附近；（2）尽管人群中有尚在哺乳的年轻妈妈和婴儿、有七八十岁的老人、甚至也有身着军装的现役军人，上万人安安静静地在街边站了一整天，却没有任何喧闹嘈杂；（3）等到傍晚时分，等到听说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得到释放后，这些人群转瞬之间消失在大街小巷，临走时连地上的烟头纸片都没有留下。
其实摒弃恶念，抱着善意的想一想，就不能看出：首先，这是一个参差不齐的人群，各种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人都有，平时还不住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是乘飞机、坐车连夜从外地赶来中南海的），要训练得协调一致，怎么“训练”？第二，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南海附近聚集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尤其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六四屠杀之后。谁有本事到大街上找来上万个普通百姓，然后能组织他们敢到中南海附近站一天？巨额悬赏或许能招来个别“勇夫”，但绝不会有老头老太太、婴孩、母亲，而且为利而来的必定是乌合之众，也做不到高度协调一致；最后，就算有人能把对中共不满的人聚集一万，比如聚集一万上访的冤民，可是谁能约束他们到了中南海安安静静不表达自己的冤情，没有口号标语呢？
其实，法轮功学员所表现的高度协调和自律，并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和组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世俗间，军事化的“严密组织和高度纪律”靠的是严格的奖惩，奖励是刺激人追求利益、名誉达到目的，惩罚是让人恐惧失去利益、名誉达到目的。而法轮功是一种修炼，虽然大部份人没有出家修炼，但和历史上中国的传统修炼一样，修炼人恰恰要放淡的是追逐名利、地位的心理，超脱对世俗物质利益的患得患失，修炼人要达到的境界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所以就能人人发自内心去做该做的事情，每个人心中有一个同样的原则“真善忍”来约束自己，自然而然就协调一致了，就这么简单。
对于修炼者来说，人世间的政治、权利都是和修炼无关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政权连信仰“真善忍”的人群都无法容忍、要想尽办法打压，那修炼人的责任就是告诉它不要一错再错，因为善恶有报的天理昭昭不灭。如果当权者能听从劝善，当然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这就是1999年4月25日去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表现的高度协调和自律，就是来自这简单的一个善念。深入了解一下法轮功，就会发现这是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念的一个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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