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机场，到达出口外的等待人群里，一个中等个头，带着眼镜的斯文书生一手拿一束百合花，同时再和另外一只手一起拉起了一个小横幅，上面写着“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急切地向里面张望，乘客如流水般从他眼前流过，其中一大部份都是中国人。

这是2009年6月22日从北京飞到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晚点了两个小时，对于已经等待了十七个月的郭居峰来说，多等两个小时不算什么。晚点的那两个小时中，他始终站在那里，凝神张望。

郭居峰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迫害，十七个月前来到德国，半年前获得德国政府的帮助，得以以难民身份居留德国。他今天要等的人，是他的内科医师妻子于海玲与从未见过面的儿子。

直到大部份人都出来了，他才看到一个中年女子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拖着一个箱子出现在了视线之内。不由得，眼泪涌上了郭居峰的眼角：“终于团聚了！”他向孩子伸出手，已经快一岁半的孩子稍微躲闪了一下，好像要藏到妈妈的怀里。这也难怪，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一个年轻的电气工程师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曾经被非法关进三个劳动教养院，经历了无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出来以后，工作丢了，前途渺茫，而他当时的女朋友于海玲，一个有着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的内科医生，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虽然有很多人劝她离开他，虽然有很多人给她介绍其他的小伙子，虽然她和他的婚期因为中共对他的迫害而一拖再拖，但她却一心一意地等他，而她自己并不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

终于，在等待了将近五年之后，在经历了几度悲欢离合后，她和他结了婚，不久还有了爱的结晶-他们的儿子。听上去这像是个现代童话，但这正是发生在这个在法兰克福机场团圆的一家人身上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源头回到1995年，那一年郭居峰还是22岁的年轻大学生，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道：“当时在大学里，还有后来工作以后，我周围都有很多人在炼法轮功，大家都努力按照书上写的‘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工作后住在集体宿舍，每天回去的时候其他人都在打麻将，一屋子烟雾，而我晚上不是和大家集体学法，就是自己在路灯下、广场上学法。‘真、善、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一夜之间全变了：“媒体里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铺天盖地而来，辅导员也被抓起来了，炼功点也没有了。我想，难道就任凭大法这样被迫害吗？我要替大法说句公道话。”郭居峰说。凭着这个“说句公道话”的信念，郭居峰几次踏上了上访的路。

“因为我不放弃信仰真、善、忍，并且坚持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曾经被非法关押四次，最后一次被辗转送到辽宁省的三个教养院。我曾经被警察用电棍电脖子，当时我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痉挛，嘴唇都被我咬破了，空气中能够闻到皮肤烧焦的味道，我的脖子被他们电糊了。”

“他们还把我两次关在小号里面长达五十天，小号是一个1.5米宽，2米长的小屋子，是牢狱中的牢狱，小号的门上的孔只能伸出一个手指，下面是一个送饭的小口。小号里铺是地板，不管多冷，都只能睡在地板上。平时的伙食是早晚两顿，每顿一个窝头，都是过了开饭时间拿来，冰凉的难以下咽，吃窝头时就着腌制的大白菜根，渴了只能喝大便池里的水……”

即使在几年后的今天，郭居峰有时候仍然会梦到当时的情景，肉体上的伤痛结束了，但医治心灵上的痛楚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郭居峰身陷牢笼，而他的女朋友于海玲又何尝不是身在一个无形的牢笼呢？为了郭居峰，她多方奔走，有一次她还梦到了郭居峰：“他脸上流着血，对我说：‘救救我’。我立刻在第二天放下所有的事情去劳教所看他，但是那里的警察没有让我见他。事后我才知道，那时候正是郭居峰受到酷刑最严重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

和郭居峰心有灵犀的海玲除了为男朋友担惊受怕，还得承受着来自家人的压力：“我的父母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希望我和他继续发展，觉得他这一辈子已经完了，都劝我离开他。”

“我自己并不炼法轮功，对法轮功也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但是我就是认准了一点：郭居峰人很好，很真诚、善良，有责任感，非常细心，对我非常关心，平时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看上的就是他这个人。我就是忘不了他。”于海玲回忆当时支持她走下去的动力。

作为高中同学，又是在一个城市读的大学，多年的交往让于海玲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男朋友不离不弃：“从1999年到2004年，我周围的人一开始都使劲劝我离开他，但是后来看到我始终没有离开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等到我们2004年结婚的时候，大家都看到，我已经等了那么久，就好像水到渠成一样，他们也就不再来劝我了。”

 
2002年6月5日，辗转三个教养院，经历了无数的迫害，最后郭居峰绝食24天后获得自由和家人团聚，这是他被辽宁省葫芦岛教养院释放2小时后的照片，之前他被教养院双手铐在床上强制灌食，右侧为他的未婚妻，方舟的妈妈。

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身为电气工程师的郭居峰和身为内科医生的于海玲完全可以在国内过着幸福和安逸的生活，但是为了不再受到迫害，他们一起远走他乡，经常频繁地搬家，为了谋生，夫妻两个一起给学生上辅导课。

“郭方舟”，这个名字承载了他的父母寄予自己的希望，“我们希望他如同西方传说中的诺亚一样，能够给予危难中的人善良的帮助。”郭居峰解释道。2007年，于海玲怀上了小方舟，和天下所有的准父母一样，小俩口兴奋而期待地等待着孩子的诞生。

这时，郭居峰的工作也出现了转机，一个公司录用了他做工程师，并派他到德国出差。2008年1月初，郭居峰乘坐的国际航班穿越漫长的黑夜，于黎明时刻来到了欧洲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迎接他的是自由国度的第一缕曙光和清新的空气。

就像在沉闷的夏夜里的几滴清凉的雨点，虽然能给人以几点希望和欣喜，但是它们最终还是无法改变空气中的压抑和粘稠。就在郭居峰来到德国的时候，在他的家乡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连续发生了5起绑架案例，警察破门而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至少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

“抓捕的时候是中国的新年将到的时候，而且其中有三个60岁开外的老年妇女。在我去年底回家乡的时候，我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见过面，但就在一个月后，我来到了自由的国度，而我的同乡法轮功学员却被绑架，承受着酷刑和家庭离别的痛苦。”

“我非常难过，同时我也非常震惊，我预感到一场针对法轮大法弟子的大面积抓捕又开始了，当我知道了这次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是因为奥运的到来，而且是全国性质的时候，我开始陷入痛苦的选择中，我如果回到自己的祖国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考虑留下来？一个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帮助那些被非法关押的人。”郭居峰说。

“我只有一夜的时间考虑，否则机会就转瞬即逝了。那一夜，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即将在十天后分娩的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儿子。我来德国之后给我妻子打电话时的共同话题就是我们即将诞生的儿子，他是什么样子？给他起什么名字，我们应该如何做合格的父母？我期待着工作完后回家和太太、孩子团聚。”

“如果我不回去了，她能够理解吗？一个女人即将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面临鬼门关的考验，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丈夫作出这个决定，不只不能在她分娩的时候陪伴她，而且再次相聚的日子遥遥无期，她又得面对自己带孩子的艰辛和别人的风言风语，这对她太残酷了……”

“可是我也想到，在过去的九年中，有九个我熟识的法轮功同修在迫害中陆续去世，他们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七岁，有五位法轮功学员去世后留下未成年的孩子……再加上现在的大抓捕，如果我回国，就真的能陪伴在妻子、孩子身边吗？如果我在此被非法抓进劳教所，或者监狱，那么我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的担心不是更大吗？”

郭居峰在深夜里辗转反侧，到黎明的第一线曙光出现在视窗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一夜没有睡着。“那种抉择的痛苦，没有经历的人无法理解是怎样的心痛，怎样的无奈啊！”郭居峰感慨道，痛苦地抉择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德国申报难民，下面面临的一关就是如何和妻子沟通。

“当我听说了他的决定后，我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他的这个决定，那天我一夜都没睡着。”于海玲说，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生离死别，“我想至少十年见不到他，有时候我有种感觉，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再见到他了，我得一个人带孩子。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从他生命和安全的角度，我还是希望他远远的留在德国不要回来，因为即使在中国，中共也不会让我们团聚，反而会置他于更危险的境地。”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后来还是理解了我的决定，并且承诺一定要坚强地、顺利地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全力以赴地照顾他。我则承诺要为那些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世界中奔走呼吁，虽然当时我的身份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是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和妻儿在自由世界里再次团聚。”郭居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千。

方舟多大，他就和爸爸分离了多长时间。而方舟的爸爸、妈妈无数次离合后团聚的婚姻再次面临天各一方，他们互相鼓励，在无比艰辛中各自完成着自己的承诺。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住，那里的人都以为我是个离婚的，自己带孩子。东北的冬天很冷，要储存很多煤，三吨的煤，我一个人用了三天的时间，一点点地挪到了窗户下面。为了照顾孩子，我有时候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买菜也得托别人帮忙。”于海玲说。

夫妻两个几乎几天就通一次电话，婴儿开始的两个月所要面对的事情是非常繁琐的，一次妻子对郭居峰说：“孩子经常醒，每天睡眠都很少，我还需要给孩子洗尿布，一段时间我觉得时间真的是无比漫长，但是我想我一定能够走过去，我想这总比你在教养院受到的酷刑轻松一些吧！”

在一封给丈夫的信里，于海玲写道：“已经是午夜了，刚刚出生45天的婴儿正在熟睡中，所以我有时间提笔写信，他是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婴，鼻子、眉毛和眼睛像极了他的父亲，这对于我或许是一种安慰吧……”

 
儿子方舟出生两个月后的照片。

“能不能留在德国”这个问题曾经是压在两个人心头的一块石头。“我是2008年一月份在德国申请难民的，在同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圣诞夜，我得到了德国政府的信，说我的难民申请批准了，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

虽然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身份，但是郭居峰觉得，他的难民申请算是很顺利了。于海玲和她的家人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说：“郭居峰的身份没有下来的时候，我的家人和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没有可能申请难民成功，因为都对外国情况不了解嘛，觉得德国人怎么可以花钱让一个外国人留在那里呢？”

对于在德国已经生活了一年多的郭居峰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特别是德国，因为有了二战德国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德国人更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为受迫害的人提供栖身之所。

相聚的日子来得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要快得多，不是十年，更不是一辈子见不到，而是一年零5个月以后，郭居峰就把儿子抱在了怀里，在之后的几天里，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小方舟非常快活，整天“爸爸、爸爸”地叫个不停，好像要把这一年多来少叫的都补上。

人海茫茫，多少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很少能有共患难的夫妇。或许方舟的爸爸和妈妈各自履行承诺的行为感动了上苍，最后让他们如愿以偿的团圆。冲破黑暗，拥抱自由的方舟妈妈回顾这十年来的历程，说：“十年中我们颠沛流离，几经离合，今天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

她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人太压抑了，我自己不信法轮功，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心也还是终日惶恐不安，担心随时会和家人分离，因为担心丈夫被迫害，所以和丈夫一起漂泊，无法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迫害法轮功不只是几千万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它牵扯到了多少家庭和多少不炼功的人啊！”

郭居峰说：“我们都是非常传统的人，对物欲很淡，也无意留恋某个国家，之所以这样选择，完全出于对信仰的追求和自由的渴望。我看到的最新统计，在世界上一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炼法轮功，但唯独中国政府在迫害法轮功，这114：1的比例真的应该引起中国人的思考了。”

“我们全家现在团圆了，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他们的家庭被拆散，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力量，早日结束这场迫害，帮助所有的法轮共学员获得自由并和家人团聚。”

 
2009年7月底，郭居峰全家三口参加德国多特蒙德市揭露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真相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