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确凿的证据，人们善良的天性反而成为接受这残酷事实的最大障碍。一些人还是用自己的想像，给这罪恶抹上最后一点人性的薄纱，认为中共在屠杀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被害者的痛苦，摘器官的成功，或接受器官的病人的未来。甚至试图通过否定证词中最残忍的部份来证实自己观念的正确。然而回顾一下中共的杀人历史，再结合医学专家的绍介，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证词是完全可信的。

中共不打麻药取器官由来已久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成为可能。中共出现后，特别是建政后这几十年中，从活人和半死的人身上盗取人体器官由来已久。特别是为特权阶层做移植，为了“领导们”的健康，提供最新鲜的活人身上的器官更是“上级的要求”。

文革初期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又都被无辜杀害的１８岁的中学生黎莲曾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赶来的救护车上的医生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直接摘取肾脏：

“……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摘自《黎莲》，《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

为了保证器官的鲜活，防止血液凝结，要给器官供体打一针“肝素”。这种针剂会让人极其痛苦。下面这段是文革期间关于中共盗取钟海源的器官的描述：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摘自《钟海源剖肾受难日：一个“刽子手”的自白》）

有些人可能认为，反正人已经被枪决了，从死人身上摘取器官，没有什么不人道的，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我们手术操作过程中，那个犯人并没有死！原来那一枪并没有准确的击中脑干，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犯人的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摘自《一次活体摘取器官的亲身经历》）

文革期间钟海源被杀的时候，警察也没有向她致命的部位开枪，而是在她右侧胸部打了一枪，这样，她在一两个小时内是不会死亡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钟海源等被摘取器官的“犯人”们死亡的原因是她的器官被摘取，而不是枪决！

死刑犯遭枪击后，摘取器官一定要在人活着的时候完成，为了这个目标中共的医生还有一整套的操作规范，比如对死刑犯，在行刑后十五秒种内必须开始手术。枪响后，钟海源身体还没有落地，就扑上来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摘自《钟海源剖肾受难日：一个“刽子手”的自白》）

一位曾参与过摘取死刑犯器官的人士透露出为什么一定要活摘器官的内情：“枪毙的时候，子弹打的要避开后脑的生命中枢，此时，犯人只是不会动了而已。”“为了提高移植成功率，提高器官的再生能力，做移植的器官一定是活摘，让被摘取器官的人的身体和器官都感受到强烈的痛苦，这样可以促进激素分泌，器官容易成活。各个不同科的医生们按已经安排好的顺序轮番上阵，在一个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的人身上各取所需。”

面对一个正在被虐杀的生命，肉体和神经在剧痛下产生的剧烈抽搐，司空见惯的医生们一点也不手软，比屠夫麻利得多，这个时候不需要考虑被摘取器官的人，抽搐也不会伤到器官，多剪掉些血管，回去再根据受体情况修剪，二、三十分钟后不但摘光所有的器官，连皮肤都取完了。骨头也被用做标本。手术台上仅剩下滴血的残体，有时可能还会时不时抽搐一下。

八十年代，在中共不得不“改革开放”后，人们认为中共变好了。可实际上，活体取器官的罪行，只是换了个理由，从政治斗争变成“钱”！文革期间，器官的供体主要是政治犯，“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后，为了满足大量出口器官的需求，中共用“严打”代替了“运动”。

移植器官换外汇更成了致富的快速途径，连军方都抢着介入。有广东网民反应：“军队参与卖肾真有其事。80至90年代，广东每年都会在春秋两届交易会前整治治安，都会枪毙不少死囚，90%以上的肾脏被一军大控制，南方医院的换肾广告都打到了香港和东南亚，并派出医生，护士到香港和深圳接换肾病人。每年都有海外换肾团到南方医院，一例收30万人民币，这事在广东根本就不是秘密。”

中共的器官移植的医生们不再为了救死扶伤，而成为杀人的刽子手，他们在受害人意识清醒、不打麻药的状态下活体摘取器官，事后，对那盗取来的器官还要从医学理论上品评一番，为了手术的方便，“女的肾比男的肾好，更抢手，因为女的肾，血管长。”因此对作为供体的女法轮功学员更加危险。

09年12月东北的武警目击证人讲到“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具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就是给她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东西。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么？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不打任何麻药，活生生看着着自己的胸膛被拉开，鲜血奔流，心脏被掏出来，然后在没有心脏，意识尚存的最后阶段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其它脏器被一件件剪掉、取出，每一刀，每一剪的痛楚都能感受到，……还有比这更让受害人感到痛苦、恐怖的事情吗？！

中共的兽性使活摘器官成为必然

中共杀人，虐杀，是其兽性的一部份，人们出于善良的天性不敢相信的那些残酷事实，对中共实际上是与生俱来，由来已久的。纵观中共的历史，可以发现，历次运动中的专政对象。比如镇反肃反中的反革命，土改中的地主，反右中的右派，大跃进中的“资本主义尾巴”、文革中的走资派、六四中的“暴徒”、历次严打对像等等，无不是被酷刑、吃人、被摘器官等暴行的对象。

这些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窃取中国政权以前，在“红色根据地”，土改、反AB团和延安整风的历次运动中。这些暴行手段残忍，并没有任何原因，“专政对像”也都是没有“反党”的普通老百姓和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被割乳房、烧阴户、剖腹挖心……

中共要制造恐怖气氛，就要让民众习惯恐怖手段。雷振远神父记录了一次中共官兵逼迫全村人，包括儿童们观看处决13名青年。13颗人头落地，中共士兵立刻一拥而上，开膛摘心回去吃掉。孩子们经过多次这样的场面，从怕看杀人变成了爱看杀人。中共建政初期的历次运动，更是利用批斗会、公开处决等向广大民众展示了活剖人心、活剥人皮等高级的杀人术，并使民众意识逐渐适应杀人，对发生在身边的罪恶麻木不仁，甚至参与其中。到06年，一位北美华人回中国在东北沈阳市和出租车司机谈起海外报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这位司机说，这个事我们当地人都知道，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中共看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目地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迫害法轮功“肉体上消灭”的一部份，手术挣外汇也是为了进一步迫害法轮功。酷刑与摘器官并不矛盾。

从劳教所到医院，这场罪恶被安排的非常细腻，为了配合杀人医生，警察们的酷刑方式上，酷刑的部位都有所选择，既可以折磨的受害人痛苦万分，又不会直接伤到器官。

一位曾在广州白云区戒毒所遭关押的男子透露，有一次他看见几个“白粉仔”（吸毒犯）在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好被戒毒所的一名医生看见。医生说：“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他几次听到戒毒所的医生对那些吸毒者说，打那些法轮功要注意不能打腹部和眼睛。

在追查国际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中有一个案例，郝润娟在广州白云区看守所迫害致死，丈夫看到她的遗体时已经被解剖，面部完全无法辨认。而原广州法轮功学员李红是郝润娟的好友，巧合在郝润娟去世后关押在同一个监仓中，从犯人们那里得知，在郝润娟被关押的20多天中，警察指使在看守所里帮警察做事的犯人“大差”们殴打她，而且还教“大差”打人时哪里能打，哪里不能打。虽然经过绝食和酷刑，身体虚弱，但那时郝润娟还是一个生理状况健康的人，最后是被带出监仓的时候是自己走出去的。（大纪元《难道活摘器官就发生在我的好友身上？》）

2009年12月这位武警目击证人提到，辽宁的黑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直接施暴的都是警察。警察们当然更清楚“哪里能打，哪里不能打”。包括这位目击证人提到警察用窥视器猥亵受害人和直接强暴炼法轮功的女教师，都是使受害人受尽身心的折磨却不会伤到器官的酷刑。

被非法关押在各个劳教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长期酷刑后仍然不放弃信仰，经常被警察告知要被送到类似秘密监狱的地方或者被摘器官。辽宁省本溪市大法弟子信淑华，在2004年末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有马三家劳教所的警察对她说：你不是修善吗？把你的心脏捐出来，挽救别人。信淑华说：我还要活着修炼。恶警们就说：由不得你，把你送医院去。04年前后被从广州白云区劳教所释放的法轮功学员临走前，曾经被劳教所警察威胁说：下次你们要再因为法轮功原因被抓到，就不是送到这里来了，到了那里，你们再也别想出去。那时很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只把这些话当作是警察在威胁自己放弃信仰。

在2009年12月那位大陆武警的陈述中，讲到，当时现场摘取器官的医生中一名年岁较大，一名是年轻的医生，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解剖长达三个小时。而不是象刑场上二、三十分钟就全部做完。

一名大陆的医学专家看到那位大陆武警的证词后说，这份证词十分可信，正如证人证词中所说的，在活体摘取器官的时候，必须先摘取心脏，再摘取其它脏器，不然喷血太厉害。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察，没有亲眼所见，没有亲身经历，不可能有这样的医学知识。

据《中华医药杂志》2003年11月第3卷第11期刊登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肾移植科（邮编510515）的两个叫付绍杰和于立新医生的文章，《在肾移植临床工作中指导研究生实习的体会》，提高这些年轻医师的关键环节是在“培养诊疗操作技术”阶段。文章写道：“开始时由指导教师带教手术，实习后期可让研究生作为术者而指导教师作为助手完成手术。供肾的切取技术是肾移植工作的重要一环，供肾的切取要求熟悉解剖层次，动作要快，尽量减少热缺血时间，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保证供肾在切取过程中不能受损伤，因此对术者的技术水平要求极高。首先让他们参与手术的暴露工作和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次手术前指导教师都要给学生讲解操作要点，手术后讲解术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随着研究生参加取肾工作的增多，逐步让他们参与更多的手术操作，根据每个人的掌握技术情况，在实习后期可让研究生作为一助跟随指导教师完成供肾的切取工作。关于受者的肾移植手术操作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适当让研究生参与具体步骤，让他们逐步体会，以待毕业后逐步完善。”

2009年12月提供证词的那位武警提到现场两名军医一个年长，一个年轻。一名大陆的医学专家指出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活体摘取器官的手术，而且还是现场由年长的军医指导教授年轻军医进行活体胸腹器官逐次摘除的教学实习！所以教了3个小时！

大陆医学专家介绍说，对死刑犯的器官摘取是在刑场，由于死刑犯已经受到枪击，生命时间有限，所以摘取器官一定要快，以保持器官的活力。刑场距离做移植的医院有相当的距离，摘取后还要将器官浸泡的特殊的液体中。为了抢时间，有的医生直接坐飞机走，甚至有时飞机要因为等这样的大夫而推迟起飞，飞机到了，医生还要赶回医院做手术，所以在刑场上摘取器官分秒必争，二三十分钟就要全部完成，医生都是熟手。这场实习能进行整整三个小时是因为“条件允许”。这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手术室，与等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并不远，有的甚至就在同一个医院。所以，不用这么匆忙，只要血液不凝固就可以（打肝素可以防止血液凝集），所以，杀人医生可以根据所要摘取的器官，依次摘取，边做边讲解，边实习，三个小时下来，连最后的皮肤、骨骼医院都不会浪费，皮肤可以植皮，骨骼可以做标本卖，其它脏器当时没有合适的受体就不能用来移植，却可以做标本，就跟缺血时间无关。医院知道这些人体标本的价格，盗卖器官者更知道！

中共杀人医生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表现得非常“理性”，甚至超过了纳粹和日寇的731部队！移植、标本制作、培养更多的杀人医生，有条不紊，安排的及其周密。可怜的是医学院的学生们还没有出校门，就被卷入了这场“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中！

焚尸灭迹和盗尸发财

文革时钟海源被杀害后，“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摘自《钟海源剖肾受难日：一个“刽子手”的自白》）黎莲的尸体也没有“被浪费”，做成了标本，供实习生学习。在张志新家属的回忆录中，也有“上级”问家属还要不要收尸，家属放弃的描述。

随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越演越烈，和盗取器官相关的非法产业也发展壮大，甚至跨出了国门。有人使用塑化技术把尸体做成标本牟利，其中包括隋鸿锦的大连人体塑化工厂。其标本在世界巡回展览。经调查发现，这些用于展览的人体没有合法的明确的来源途径。这些尸体到底来源与哪里？他们是谁？这些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除此之外，为了掩盖大量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盗取了器官后，就被直接送入焚化炉焚烧。有些是被活着送进焚化炉的。

安妮证词中提到从负责焚尸的农民工说焚烧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残体时十分恐怖：“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的时候，人还没有咽气。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以后，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中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中国，有很多医院都是这样的，没有公开的、秘密的被摘除很多的活体。我们医院锅炉房干活的这些工人，刚来的时候他们都很穷，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能够积攒一些手表、戒指、项链等物的，数量还不少。医院的职工说这些首饰和手表都是从被摘除器官、将要丢进焚尸炉里焚烧的学员身上扒下来的。医院职工说，有的还没有死亡就被丢进去烧了。这些人真的很可怜……”

安妮证实，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2001至2003年间该医院曾关押法轮功学员约6千人，超过4000人进行活体器官摘除后，甚至还活着就被投入医院后院的“焚尸炉”。可以想见那些还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焚尸炉后的惨状和在生命最后时刻挣扎着爬向高温烈火中唯一的出口——大烟囱的惨烈场景。

2006年7月29日，一位辽宁省凌源大法弟子在给明慧的投稿中这样写道：“……2002年12月份我在马三家遭受折磨时恶徒们曾经威胁说“再这不转化就把你送到哪去，叫你‘爬大烟囱’”。现在想起来不寒而栗……”

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是罪恶之源

今天，在大陆曾有一亿人的和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成历史上最大的“敌对势力”。为此，中共倾入大量国力，新建劳教所、监狱，成立610办公室，给参与迫害的各级干部、警察、武警发奖金等等。

99年中共妄图3个月消灭法轮功，但面对酷刑和死亡威胁，仍然有大量法轮功学员拒绝放弃“真善忍”信仰。为了维持这场迫害，中共需要更多的资金，仅靠奴役关押在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显然是不够的。摘器官可以更赚钱。但在以往的历次运动中，“反革命”们被摘取了器官，可还要在刑场上当众被“枪决”一次，以恐吓其党徒和百姓。国门打开后，中共在公开场合无法再用“反革命”，“地主”等政治帽子来给法轮功学员判死刑，就不得不尽快秘密实施“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杀害法轮功学员。杀人医生们不但可以让法轮功学员体验到最大的痛苦，身体被利用和消灭的最充分，而且还为培养更多的杀人医生，更大范围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这样中共既能使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消声匿迹，又能使他们的身体在死前为中共创造最大价值来维持迫害。这是中共在几十年的“斗争史”中锻练和积累的经验中找到的一种最适合邪恶需要的迫害和残杀法轮功学员的方式。

据阿根廷律师及联邦法院的调查，自从99年7月迫害发生后，不完全统计，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数量已经超过50万人。一个负责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给新关押的人照像的犯人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法轮功学员拒绝关押和“转化”而不报姓名，开始还酷刑，逼迫他们说出来，后来警察就不这样做了，把他们编了号，让这位犯人一个个的照了像，就被转走了。仅在海淀看守所一个地方，2001年一年中，就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移。犯人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那些人没有姓名地址，肯定不是被当地警察接走的，更不会被释放。他们去哪里了呢？仅在一个看守所一年中就有几千人被秘密转移，那么中国这么多看守所、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迫害10年中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这样秘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至今仍是一个迷。

据中国各个有器官移植的医院的网站上提供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据统计，从99年7月开始，器官移植数量呈指数攀升，并且有4万个器官来源不明。2006年4月16日，追查国际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国内22个省市的医院存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一个器官在其它国家要等上好几年，在中国一周就能进行手术，足以说明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储备库。

在调查过程中，中山医院的医生在电话中公开说明器官供体都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健康，器官质量高。用从活人身上盗取器官，谋财害命，如此漠视生命的医生，能体恤患者的病痛吗？能为患者负责吗？如果中共的杀人医生真的有那份善心，要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生命，他就绝不会为此而去杀害一个健康的人。

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们为了虚幻的健康而付出高额的医疗费用和余下不多生命中更多的痛苦，那些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实际上是另一批受骗者和受害者。为了挣钱支持迫害，中共的医生们丧尽天良，手术后，只要病人两天不死，就算移植成功，不出问题很好，可以进一步打广告，出了问题更好，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不得不再次做移植手术，那就可以多挣一笔杀人的钱。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9年11月25日，西班牙国家法庭正式采用刑事诉讼形式，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西班牙和中国签有引渡条约，法庭判决罪名成立，西班牙将启动引渡程序，将这五名元凶绳之以法。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做出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于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镇压的中共官员。

纸是包不住火的，希望更多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和知情人能够站出来，讲出真情，赎已经犯下的罪，挽救还在受到威胁的生命。希望血写的事实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不再帮助中共诋毁证据，为历史上最邪恶的魔鬼掩盖罪恶。不要让法轮功学员付出更多的鲜血。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公正的审判即将到来。人类即将迈入新纪元。面对强权迫害，每个人都在选择，每个人也都将因自己的选择而被未来拣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