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迫害在先　和平上访在后

中国大陆有个笑话，大熊猫照不了彩照，因为熊猫只有黑白两色。中共的特性也如此，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讲包容，惯用斗争解决问题，从政治角度看待问题。正常的社会问题和信仰问题到了中共手里，就会成为政治问题，用斗争和迫害的办法来解决。而中国人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被灌输用这种党文化思维去思考问题。于是，截访、强拆这些违背基本人性的事情，在中国顺理成章的出现；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人们觉得上访就是闹事，人多就是围攻，生存就是政治，这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决定根本不是从“四•二五”开始的。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一九九九年初，军队和公安高层的家属就得到风声，告诉自己炼功的亲友小心，说上边认为是“反动功”，要取缔等等。

法轮功上访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言论、信仰和上访自由。法轮功依法上访是学员的自发行为，何祚庥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随之出现的将是中共惯用的利用群众斗群众，把整个中国拉入政治运动。

在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出版社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逮捕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酷而极度限制人的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法轮功学员选用和平理性，按宪法集体上访，用善意和真诚让中共内部良知尚存，人性大于党性的领导者们了解真相，最大限度的平息冲突的办法，已经是在高压下能够作出的最好的选择了。

中共主动设局为迫害找借口，法轮功学员上访起初去的是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国家信访办公室所在地，而没有想法要去中南海。“四•二五”当天，学员是在武警人员的催促引领下，被带到中南海的。

当时的中共内部对法轮功存在分歧。这个分歧表现在：赞成者在搞实事求是的调查，反对者在拼凑材料意图构陷。在上访中，朱镕基出来接见学员代表，学员才得知朱镕基有过正面批示，要求不要刁难打压法轮功。而当时总理的批示都有人敢于扣押，让打压法轮功越演越烈。

“四•二五”事件本身是合法上访，却被中共构陷成“围攻”，不过是中共导果为因，拿出来为迫害找借口，迷惑世人的招牌而已。中共江泽民一伙邪恶势力在此之前就一直寻找迫害的借口，这场迫害的发生正是中共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而不是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上访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