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的今天，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赴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为争取自由修炼的合法权利而和平上访，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等官员与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也被中共江罗集团歪曲成“有政治图谋”的“围攻中南海”，当作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藉口。

当时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先生，是被总理朱镕基带进中南海反映情况的三位法轮功学员之一。在经历了十一年的连宵风雨和人生轨迹的巨变之后，回首这被许多人认为“石破天惊”的往事，现居纽约的他却出奇地平静，觉得当年的经历“自然而然”，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变的选择，一个无悔的选择”。

“四‧二五”导火索

九九年四月的那段时间，石采东一直忙于实验，他当时正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二十四日晚，当他做完实验赶去学员家学法，这才听说，因何祚庥日前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的那篇污蔑炼法轮功的文章，天津学员去编辑部澄清情况，二十二、三日被防暴警察殴打、驱赶，四十多人被捕。天津警方称要解决问题得去北京。

“中科院的人都很熟悉何祚庥的底细，他以前是宣传部的，后来才转做理论物理。他不搞计算，也无创新，只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发发感想。他喜欢标新立异，凡事都要评论、批判一番。当中共要镇压谁，他就跳出来生事、充当打人的棍子。因与罗干的特殊（连襟）关系，他当上了中科院院士。真正的院士会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科研观点，可何祚庥在学术界没有市场，这才会在天津地方性杂志上发表这种与身份不符的歪曲事实的文章。当时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认为那篇文章所言不符实际，就有几十位导师、博士联名给编辑部写信陈述实情。”

在此之前，九六年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转法轮》，石采东和许多学员就给新闻出版署和中央 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回音，而且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我其实比较内向，又长期埋头念书、做科研，不太过问世事，面对这种非法、无理的打压，就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去国务院信访办直接反映情况可说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

 
秩序井然的上访群众队伍

那天是周末，尽管石采东来北京不到一年，路也不熟，可他也没招呼别人，一个人一大早就搭公共汽车去了，七点半左右就到了府右街。北京的四月，天亮的早，那时已有很多人了，街道两边的人行道已站满了学员。

“我很少出来，就想先转转，找个认识的人了解一下情况。后来人越来越多，多得不见尽头。大家具体也不知该怎么做，男女老幼的学员都安安静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听大家反映情况，没有人喊口号、大声喧哗、交头接耳什么的，有的捧著书在看，有的在炼功。我走过一个小区，看到街对面的小公园外面，有好多人在排队上厕所，很自觉地排队。那天人虽多，感觉交通跟平时差不多的通畅，骑自行车的也来来往往的，一点都没有人多杂乱的感觉。”

“我继续往南走，在街道两边，在十字路口，看到学员自己在帮助疏散人流，维持秩序，还有学员拿着垃圾袋收集垃圾，整个现场秩序井然；穿着制服的警察很悠闲，有的与学员搭话，有的在相互聊天。倒是随处可见一些穿着便衣的年轻人在忙着拍照，拿对讲机报告情况，如临大敌。”

大约八点多，刚经过中南海西门，石采东就听到身后人群中响起了掌声，在这片宁静中显得格外清脆。“我转身回看，只见朱镕基和几个工作人员正从对面大门朝学员走来。大家都高兴地鼓掌，准备围上去反映情况，这时有学员提醒大家原地不动，维持好秩序。”

朱镕基大声问道：“你们到这来做什么呀？”站在门口的学员，从穿着举止看，大多是从京郊来的。刚听到问话，好像不知如何作答，没人吱声。好一会，才有人回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来反映情况。”

“你们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嘛！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你们谁是代表？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朱镕基接着说。

石采东首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大家也纷纷举手，都想进去反映情况。“朱镕基说人不能太多，就在学 员中点了我们三个先站出来的学员。”

朱镕基带他们三人进入中南海，边走边大声问：“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学员都很愕然：“我们没看到呀！”来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朱镕基就吩咐工作人员去找信访局局长和副秘书长。

不久，四位中年官员“受总理委托”来到传达室里，与学员代表会谈，了解情况。在登记学员情况时，石采东才知那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另一中年男学员是位下岗工人。

那位女学员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

“又是何祚庥？！”一个官员低声嘟哝。“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法轮功修炼‘真、善、 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中年男学员补充道。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我们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石采东重提了以前请愿信中的诉求。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陈述着。“归纳起来，我们当时反映的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能有合法的修炼环境。接待的官员表示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和诉求，希望大家尽快离开。”

出来后，石采东向等在外面的学员介绍了会见的情况。“大家都是大法修炼的受益者，都非常关心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意见，关心是否已指示天津公安释放同修。因没得到明确的答覆，大家仍留在原地，安静等待着。虽还是初春，中午的太阳仍很晒，中南海附近的人却越聚越多，可现场秩序依然很好。”

觉得已反映了心声，因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处理，石采东从中南海出来后不久就离开了。晚上大约九点，他决定再去中南海。在半道上遇见返回的学员，听说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又找了当时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学员了解情况，现在事情已基本得以解决，大家都已静静地离开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悠闲聊天的警察

在此过程中，石采东觉察到周围一直有人在留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我被当作上访的组织者、负责人了。后来同事告诉我，当晚就有人查我档案，发现我一直都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令他们很失望。我后来还是一直被监控，电脑里下载的一些大法书籍都被人换成了武侠小说。”

党委书记用自己的经历劝告石采东不要再上访，否则会毁掉前途；导师也说去中南海可不是小事，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他们都知道共产党肯定会秋后算帐。“可我不知道怕，也没把它当回事，不就是去反映个真实情况吗？依旧照常上班、做实验、写论文，心里很坦然。”

然而那年的七月，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四‧二五”和平上访被歪曲成“围攻中南海”，被当作镇压的藉口。“很多人都觉得这很可笑，我的导师现在已是中科院院士、所长，他也觉得我们维护修炼和做好人的权利很正 当，是合理、合法的，觉得中共说辞很荒唐：‘那算什么围攻啊？！其实根本没攻，连围都说不上。’是啊，我们当时大部份人都在中南海的西、北面，南边和东边都没站人，行人出入自由，没对政府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怎么能算‘冲击中南海’？而且他们对法轮功迫害的预谋，早在九六年‘光明日报事件’就开始了，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明眼人都知道，一贯搞运动整人的中共这一次迫害法轮功，迫害的是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是社会的良心与中坚。像中科院地理所博士生导师李宝庆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科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他夫人刘静航老师也是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就因为坚持信仰，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被劳教三年，受尽酷刑折磨。”

这场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到了零一年迫害已难以为继，可中共就在这时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的惨剧，制造舆论为更血腥的镇压开道。国家机关、科研院校的所有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被绑架到“洗脑班”洗脑，甚至被劳教判刑、酷刑折磨，有的被迫害致死。石采东也不时地被骚扰、绑架，再无静心修炼和埋头工作的自由，最后不得不用与美国特拉华大学合作的机会离开了深爱的故土， 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旅居美国。

无悔、不变的选择

当被问及当年无畏无惧地走进中南海时，还不谙中共的邪恶，那么在经历了十一年的连宵风雨之后，见证了这么多的血腥迫害，经历了与亲人的长期分离和人生轨迹的巨变，如果时光倒流，他又将如何重新选择？石采东平静地道出了他的人生体悟。

“我是九六年吉林长春念硕士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九八年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很快就找到了炼功点。那时北京的公园和大街小巷早晚都有很多人炼功。附近清华、北大炼功点都有成百上千的师生集体炼功，中科院的中关村大操场上，也有上千职工和家属在炼。院里很多德高望重的研究员、博导等老一辈科学家，年轻一代的德才兼备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和科研骨干也都在炼。法轮功在北京知识界很普及。”

谈及法轮大法何以吸引众多高知阶层人士坚定修炼的原因，石采东认为，除了人善良本性对“真善忍”的向往，和大法对人心灵升华以及祛病健身的有目共睹的奇效外，还在于大法揭示了宇宙的真理。“我本人生性喜欢琢磨，总想搞清事情之所然和之所以然，可很多问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学了法轮大法令我豁然开朗，他解开了我很多关于人生和宇宙的疑惑。在看到真理后，我内心感到宁静祥和、踏实愉悦。”

与其他修炼大法的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一样，石采东也有一个强烈感受： “我们的科研成果都在印证着法轮大法法理的正确，大法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揭示了宇宙的发展规律，是更尖端、更实质的科学。我想，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把《转法轮》和李洪志先生的所有讲法通读一遍，应该是不佩服都不行的。”他为那些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的谎言所挡而无法了解真相的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