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后，徐大为无法進食，咳嗽不止，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他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在家里，他蹲在墙角，不敢动。家人告诉他：“到家了，别害怕。”劝了半天，他才坐到床上。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

家人将大为送進医院。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徐大为从监狱回家仅13天，2009年2月16日在医院离世。

闻此噩耗，村人无不伤悲，纷纷在关于大为的申诉书上签名，要求政府给予徐大为的家属赔偿，并追究监狱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这样一个极普通的联名信怎么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关注？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一、联名信表达的是普通民众传统的仗义情怀

徐大为是一个农民，村民们“公认的好小伙”。在农村，红白喜事很多，村民们都想办得节俭又排场。他身为厨师，用“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乡的父老非常的热心，总是考虑着既为主人节省，又能让乡亲们吃的满意；而按照惯例应该给他的那份钱和烟酒也都被他推掉了。他的品行自然得到了三里五村乡亲们的认可，这样的人是村民们教育子女时对照的榜样。

可是徐大为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判刑八年，乡亲们会作何想？八年期满，回到家里的竟然是一个“活死人”！这谁能受得了？在纯朴的村民心中，他们唯一能表达的对好人的帮助能有什么呢？帮他受难的家人签个名还不应该吗？

一位大爷冒着严寒去帮助征签；另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说：“让我签一百次，我也签。”有一位沈阳人在那做生意，正赶上签名，他说：“我得签，这个事我得支持。”一位大爷说：“大为他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只是个信仰问题，就把一个好人给弄死，应该去告他们。”一位老大娘知道监狱把徐大为害死这件事，非常气愤地说：“应该把这些坏人枪毙了。”

联名信涉及五个村，376人，其中有很多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想签名的人更多。

这封联名申诉信有极强的代表性。早在2005年9月和2006年3月，湖南株州白马龙劳教所法轮功修炼者的家属共1,061人，联名上书国际人权组织，呼吁关注白马龙劳教所的黑幕。2009年8月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的56名的家属，在明慧网发表了《黑龙江学员家属集体控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控告书》，同时还呈交给了联合国相关人权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中国人大、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黑龙江省委等相关机构。

这样的控告都是来自于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而关于徐大为联名申诉的信件非常明确地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家属关心自家的事让人好理解，而这次376位村民联合签名完全是为了别人。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坚持正义的情怀。

联名信要求申诉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农民。村民们的联名标志着民众对法轮功的正面态度。当正义映衬法轮功时，自然引起迫害法轮功者的极端惊恐！

二、对联名信的恐惧来自于中共的本质

中共从入侵中国就始终伴随着灭亡的恐惧，这来自于它的本质。一个与中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政党要想在中国生存下来，它依靠的只能是欺骗与暴力。中共几十年来一直在利用暴力恐吓着中国人民，它之所以要让人民恐惧于它，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己对人民的恐惧。

中共每一次对民众制造恐惧，无一不是先用谎言欺骗民众，谎言成了中共迫害中国人民的着力点。它说地主是剥削阶级，于是几百万地主的人头落地；它说“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于是右派被打倒在地几十年。它造谣说法轮功如何的祸国殃民，于是这一镇压也就是十多年。每一次中共对少数人的迫害，都是用谎言欺骗并威逼着其他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它迫害时的看客或帮凶的。可是当百姓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他们从看客转变为支持受迫害者的热心人时，谁最害怕？最感恐惧的是中共这个政党，因为迫害法轮功是以中共的运作机制展开打杀的。

《九评共产党》中说：“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面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正义选择，本来在迫害中已陷入深重危机的中共，看到这几百名纯朴村民的联名信，它代表的可是广大的民意啊，中共能不害怕吗？这可以说是它建政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了。

江泽民利用中共这套机制展开对法轮功的灭绝式剿杀。它下台了，迫害法轮功的罪恶自然由其推進中共中央常委会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承接。

周永康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起诉。作为目前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负责人，他当然知道这封联名信所蕴含的意义。民众的觉醒意味着迫害的失败。当这封联名信在海外报道出来尚未成为媒体焦点时，他就已经预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是非常正常的。联名信表面上指的是迫害徐大为的相关责任人，可是它的最终目的却是指向对法轮功迫害的非法性的，他自然是最大的目标之一了。

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身份直接插手联名信事件，足见周永康的极端恐惧！

按照常情常理，人被迫害死了，还不赶快抚慰人家家人，再按律法办相关的责任人以平息民愤。然而中共却不敢这样做。对相关的责任人怎么查办？那些参与迫害的狱警与犯人执行的可都是你中共的政策。只要法办一个，就等于你自己用行动否定了你自己。先不说那么多被迫害致死致残的法轮功修炼者个人或他们的家人要找你算帐，首先面对的就是对法轮功迫害的彻底崩溃。中共维持了十多年的迫害一旦瓦解了会是什么状态？中共不敢想象，周永康也不敢想象，任何人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待历史上中共对法轮功的种种栽赃。面对这不可预料的后果，迫害者不害怕才怪呢？

承载着普通民意的联名信给了迫害者当头一棒。徐大为的家人将联名信直接投递中共中央政府及其信访机构，这在国际和国内造成的社会影响可是空前的巨大。中共感到的压力正在于此：不处理吧，这已经是一起国际事件了，是那么多普通民众联合签名的公众事件；实事求是地处理吧，就等于自我否定，自我解体。

周永康为了维持迫害以苟延残喘，他采取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三、对法轮功镇压的崩溃已明显呈现

中共对联名信的处理利用的仍是它邪恶的体制。不管事件对与错，上级压下来，下级就要无条件的配合着压制。至于采用什么手段，中共上级当然不会告诉下级官员，它只有个态度就可以了。采用什么手段？法律不能用，因为本来就是违法的，说白了就是让下级不择手段。历史上的一切冤案都是这样，这就是中共的法制。

周永康的指令下来，中共的暴政机器就开始了全面运转。辽宁省司法厅、公安厅层层下指令对此進行所谓的调查。一方面，司法厅直接打压徐大为家属请的律师，威胁吊销律师证。另一方面公安厅指使地方国保绑架徐大为妻子的娘家嫂子，查问徐大为妻子的下落。而清原县的公安局局长和司法局局长却也直接下到徐大为的家乡去现场“办案”。他们以“唠唠嗑”为名，把徐大为的弟弟叫去审讯：“签名的表单是谁拿来的？”“都谁领着签的名？”“为什么找别人签名？” “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给徐有为定的有煽动群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和什么违法之类的罪名。

第二天，警察真的是拿着名单挨家挨户的开始调查了。只问“谁领着签的名”，还明知故问“为什么要签名”，结束问话后都要问一句：“如果让你去上访，你去不去？”最后还有一句话是“不要再参与此事”。

这就是中共针对此事的调查。这是调查吗？联名信上申诉的内容只字不提，死亡证明和医院的结论连看都不看，更不要说去监狱和医院调查了；徐大为身体被残害后的照片在哪摆着呢，怎么不问一声？中共的官员们真的不知道这一切吗？

不，很多警察是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但是他们也无可奈何。连参与调查的警察都能知道是周永康指使的案件，这说明什么呢？其实中共邪党内部，与此事相关的各级负责人也都感到打压村民联名信荒唐。这样的指令传下来，每一级的上司都不愿被下级或别人认为是他的指令。所以每一级下达指令时，都给下级交代了一声，这是周永康的指令。明着好象是向下面的人说明此案的重要，实则是不愿替他背黑锅。所以从上到下谁都知道了这是周永康的指令。

徐大为的妻子迟丽华致有关部门领导的公开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站在邪恶一边的。有很多的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了我的遭遇都很同情我，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部门上访，一屋子的人，听了我的遭遇都很同情，说：“东陵监狱我们去参观不说是文明监狱吗？怎么这么对待犯人。你这事不归我们这管，你可以到它的上级主管部门去找。”其中有个人可能是个领导，把我的申诉材料拿过去，仔细的看了一遍说：“这写的很在理，你就拿这去找。”还有一次我去一个部门，一位领导接待了我，刚开始他很冷淡，很不友善，告诉我到别的部门去找，他这不管。我请求他帮忙，我也不懂法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最后他态度缓和下来，耐心地给我讲，我要走的时候，告诉我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再去找他。还有一个部门，时隔半年以上，我又去了，接待我的人一下子就认出我来，说：“你不是那个丈夫被迫害死的吗？我告诉你的按那个法律程序走，你按那走了吗？”我说：“我也不懂你说的法律术语，请你再给我讲一遍。”他就拿笔给我写。去年年底我去一个部门，我去问我邮递的快递材料有没有收到，并问怎么给解决的？当时有个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很不好，后来他听了我的情况，说：“判得也太狠了！”很同情我。不一会有个年轻人拿个本做记录，就象审犯人一样审我。那个人一直在边上看着我们，不一会，他把那个年轻人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人就再没问我上楼找领导了。我知道肯定是那个人暗中帮了我。不一会儿下来两个领导，我们已多次见面，虽然他们嘴上说没有证据等，但态度已比过去缓和了很多。特别是我说人家都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年，我不知道我们家应该怎么过时，我感到他很受触动，最后我要走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看到他眼睛湿润了。”

这说明什么呢？人心的觉醒可不只限于纯朴的村民和普通的百姓啊。哪些官员明白了真相后还会配合中共的打压吗？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果中国的时局一旦发生了变化，让警察们去抓捕那些曾经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恶人时，他们肯定会积极的抓捕这些恶人的。

从中共的调查和徐大为妻子的上访中，人们已经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中共迫害法轮功那一伙的孤立了。中共内部因为善恶所造成的分化也正在迅速瓦解着中共的这场荒唐迫害。

四、汹涌的民意是掀翻中共这艘破船的滔天洪水

当今的中国，灾难四起，民不聊生。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中共的极权统治。尽管中共一次次的用谎言把灾难包装成对自己赞美的颂歌，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假话说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的谎言毕竟有被揭穿的时候。当环环相扣的谎言被层层揭开的时候，民众既会加深对邪恶政权本质的认识，更能认清中共欺骗中国人的伎俩。

中共靠谎言与暴力治国，当谎言被揭穿的时候，暴力也就很难施展了，因为它失去了实施暴力的着力点。今天的事实是，民众普遍不再相信中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采取的是“隔离封存”的方式，也就是把各个地方真实的民情、民意压制下来。新疆两个民族冲突，中共先行解决的是管制，不要说电话、上网了，连交通都受到严格的管制。南京大爆炸刚刚发生，各家媒体立刻接到了封口令。四川大地震，预警的问题、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救援的问题要完全封杀，媒体中只能见到对中共的歌颂……

在这种情况下，沸腾的民怨就象在高压锅里加大火力蒸腾一样。处处都是怨声载道。中共非常害怕民怨连成一片。当有着共同灾难的民众连在一起时，中共更是不讲什么情理与法律了。象毒奶事件，涉及的家庭几十万个，结石宝宝的家长也在网络建立了“结石宝宝之家”以向相关部门问责与讨还公道，可是中共哪管结石宝宝与家长的悲痛，该打压的打压，该判刑的判刑。

在中国诸多灾难的受害者中，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法轮功。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迫害的残酷性，尽管长期而隐蔽的迫害中，中共把迫害造成的影响压制到最低限度，可是这曝光出来的邪恶程度仍然令知道真相者惊恐不已。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一向标榜自己“伟光正”的中共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罪恶！一旦知道了真相，人们发出的感慨很多就是：中共不亡，没有天理。

另一个方面是法轮功学员的整体性，这是最令中共恐惧的。一个民间的自发性的修炼群体，历经十一年的迫害，始终坚持和平、理性的向周围的人讲着迫害的真相。法轮功修炼者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而且他们自身就是一个任何力量都间离不开的整体。他们身在人民之中，在自身受到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仍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着自己。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周围的民众。民众对他们的认可程度要远远超出对任何一个群体的认可，当然更不用说中共这个邪恶的组织了。

中共最怕的就是法轮功学员越来越连成一体的态势。这么多年来，它一直把法轮功学员当成头号敌人来对待，怕就怕在一旦民众对中共的普遍抗议以法轮功学员的整体为依托的时候怎么办？象徐大为这样的好人被迫害致死或致残后，那么多了解真相的民众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讨还公道怎么办？今天，他们是以一种联名信的方式去向政府申诉。如果人们大都明白了中共构陷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他们还会向中共申诉吗？他们会非常直接的质疑迫害十一年来的根据和迫害的残酷程度。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那只是一个偶然的表象而已，关键是民众对法轮功的由衷支持自然汇集了民间最纯朴和正义的力量，这才是造成中共翻船和解体的根本原因。

中共感到的恐惧就在于此。一旦这样的情况形成，中共唯一的下场就是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