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东西德统一后，著名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在柏林法庭开审。法庭上，四个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接受审判。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年轻的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然而这一辩护并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已有先例。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各国政府就达成共识：不道德的行为，不能藉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藉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判决：开枪射杀人的士兵判三年半徒刑，并且不予假释。为此，主审法官发表了下面一段司法史上的名言：“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家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正是基于这类沉痛的历史教训，西点军校才把“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纳入了其道德哲学必修课。也就是说，当命令与良知发生冲突时，身为军人的西点毕业生们理应选择的是后者。

然而，更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是身在大陆的军人和警察们。因为在一个极权社会下，这样的选择显得尤为严峻，而且从未中断过。

四十年前，当“文革”的烈火烧遍全国时，有多少人打着“正义”旗号的警察和军人在虐杀无辜？二十年前，当年轻学生在北京大声疾呼反对官倒腐败时，有多少手无寸铁的学生丧命在军人的机枪和坦克下？十年前，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之际，有多少警察、军人、法官、检察官等参与了残酷的虐杀？甚至做出了活摘器官这类禽兽不如的恶事。

他们的藉口无非是“我在执行命令”。然而，历史上多起的判例已证明，当法律乃至命令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其犯罪开脱罪责。

当然，在那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中，还是有一些人遵循了良知选择了抗命。1989年拒绝屠杀学生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就是如此。他虽然被撤销了军长的职务，并被判监5年，但他在人格上要比那些执行了命令的将军们高贵许多。2002年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当两个警察知道劳教所逼法轮功学员吃的“药”是在要她的命时，就私下告诫她：“你自己换一种药吃。”这不也正是良知使然吗？而选择了良知不也就是选择了善良了吗？

西点军校为什么把“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纳入道德哲学必修课呢？其实历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对当今大陆那些迄今不明白要“拒绝服从不正当的命令”的人，请重温历史的教训，切莫置那并不久远的历史回声当做耳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