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至1979年初，被发配到云南的知青们，在忍受了十年的艰苦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了，为自己的权利和命运去斗争。在那个年代，谁反对上山下乡谁就是反革命。然而有谁不梦想着能回到家乡和亲人的怀抱?

在云南景洪的上海知青丁惠民，首先执笔给中共中央写信，并连接三封公开信，要求回家。共鸣引来知青们从5000人到1万多人的联名上书，他们认为只有造成一定声势才能引起上边重视。 然而信件如泥牛入海。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虽然都有着共同的回家梦，可是不少人也在犹豫、观望、担心，在那个年代，丁惠民们被抓捕镇压的可能性极大。恰在此时，女知青瞿玲仙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大上访的导火索。

知青们成立了“北上请愿”指挥部，选出总指挥和代表，以“赴京请愿”的方式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

知青上访团一路上经历了重重艰难，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围、追、阻、截、打，还有各种难以想像的刁难.....知青们制定铁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抗议截访，他们采取卧轨、绝食等办法抗议，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为了声援受阻的上访团，知青们轮班上州委静坐，并在州委大楼上，团团围住了州委书记。

上访团代表们绕道去北京，截访失败。随后，中共发出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

此后，中共终于开始松动政策，允许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由此，全国各大垦区知青也起来争取权利，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形成一个高潮。在这一波潮流中，没听说有哪个中央或者地方领导的子女还留在农村的。套用俗话：有门子的有关系的全都回到各自的大城市去了。然而各地还有很多不符合当时回城条件的知青。

山西北京知青上访静坐

1984年10月，山西的15000名北京知青又开始了同样的命运抗争。也是先写信，再成立上访代表团进京上访，要求回京。然而，上访一直无果。1985年4月15日，200多名代表到信访办再次询问，仍然得到“无法解决”的回答。于是他们从信访办门口到市政府西门请愿。虽然第二天一位副市长答应可以办理三种人回京，但是这离他们要求全部回京的愿望相差甚远。于是有计划的静坐请愿从4月21日开始，一直持续一个多星期。期间不断得到其它地方知青和知青家属的增援。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等世界二十多家新闻机构报导了这次事件。4月29日。市长陈希同终于接见代表了，然而他斥责要求正当回家的知青是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知青们只有回到山西。随后，中共央视等媒体报导：北京市委妥善处理了一起静坐事件。

山西各地在公安部门参与下对知青头面人物进行全面调查，各单位采取了轮番谈话、强迫交待、停职检查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审查。

这次上访静坐，先悲后喜，最后的结果是中共的政策再次松动，山西的北京青年开始返京，而其它各地类似问题也开始逐步解决。知识青年彻底大返城就这样在一次次大上访后得到解决。

专制下群体上访特色和清官效应

如果说第一次中共政策的缓解，主要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干部子女都在知青中，切身利益所致，并且中共领导人也想纠正一点“文革”的遗害来树立威望，那么北京知青的第二次和平抗争能转危为安，主要是遇到了两位比较正直的官员主政。

万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讲：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能马上解决的要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给解释清楚，答应以后解决，群众会同情达理的。现在我们应转变一下思想，群众闹事，不要首先考虑有阶级敌人捣乱没有，这个思想方法要转变过来。遇到闹事问题，首先应研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有哪些失策的地方？闹事的也不一定想推翻共产党，或想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想把帝国主义拉进来。谈到这里，胡耀邦总书记插话：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山西的一个北京知青，说什么下次来京，就准备豁出去了。这个问题要注意啊！ 有没有该回来的没回来，不该回来的反而回来了，或者走后门回来的情况？要把工作做在没出事之前。

胡耀邦的“要把工作做在没出事之前”，当然不是另外一些狗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意思，他跟万里一样是希望妥善解决中共造成的灾难问题。于是，知青们在清官手中获救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共这样的专制政体下，在权大于法的规则中，当中共的政策导致了老百姓的苦难时，老百姓要想翻身享受做有尊严的人，不集体大规模上访，根本就是没出路的。集体上访是唯一的选择，但是集体上访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中共中央掌权者的良知底线。当他们还有人性，还能考虑群众的呼声，正面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把上访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去解决。反之，当他们人性全无，天良丧尽，他们就是用暴力专政，以稳定为藉口打压访民，治受害民众于死地。

老百姓不相信中共官员们都天良丧尽，总是期待着遇到媒体宣传的清官好官能“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于是在法律就是官法的中国，人民只能前仆后继地去上访，从地方到北京，历经艰难也不怕。任何一次偶然的成功，都能催生不懈的勇气和恒心。这就是中共独裁专制治下的中国特色。4.25万人上访，以及今天层出不穷的各种民众群体上访。都是被中共侵权后的必然。

4.25是历史的岔道口

对比知青返城大上访，4.25上访本应该更轻易地和平解决。当年知青们是“我要回家”，回家牵扯到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中共官员们一时感到无力解决而冷漠麻木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法轮功学员根本愿望是：我要炼功修心向善，中共只要别没事找事横加破坏就行。但是江泽民藉着中共的机器疯狂地绞杀了。中共再一次倒退到史无前例的黑暗“文革”时期。

中共的逆向淘汰法，把曾经给中国人民一丝希望的胡耀邦式官员压制下去了，8964后，偏执独裁暴政者占据上风，中国开始了全面大腐败。99年之前，万里式比较清醒的官员也渐被排挤出局。在六四的血腥中登上了元首座椅的江泽民，届时已经党羽丰满。如果当年山西知青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上访，那必然遭到强力打压，结果不会比上访的结石宝宝父亲们好多少。

然而，毒奶粉伤害了孩子的健康，法律不解决，父亲们必然被迫上访求解。这就像法轮功群众被迫上访一样。中共要剥夺人民健康身心的权利，江泽民完全不顾已经调查的“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执意操纵党棍污蔑、抓人，以致法轮功学员必然被迫进京上访。随着中共官僚集团的愈加利益化流氓化，中国百姓的生存权利越来越被侵夺，各种维权群体大规模的上访事件自然日益增多。中共能对和平善良的只有精神诉求的法轮功学员下毒手，并且不断升级迫害，它也必然会推而广之，不断冲破中共自己以往遮羞的底线，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打压合理合法上访的其他维权人士。正像今天很多人已经看到的，中共针对异议人士和善良上访群众的各种打压手法，跟他们残酷打压法轮功的手法一样。

4.25民众上访，实际是民生的一个基本诉求。中共不惜一切打击善良，导致了自身统治系统的全面道德崩溃，党政司法等核心官员们失去了良知的底线。这样一群人在处理其它问题时，也必然是不讲人性的。上访的人都是各有冤屈，都是对中共抱着种种幻想和期待，不同的是，他们有的人是精神信仰诉求，有的是政治人权的诉求，有的是经济权力的诉求，有的是其它被不公正对待的诉求。因为，中共对人应有的所有权利都无理控制和侵夺。当年中共污蔑法轮功搞政治，现在它抢占人民土地、掠夺民财、纵容官吏制假贩假害人，却把上访者视为破坏稳定的敌人处置。只是罪名换了而已。

4.25这一天，打开了中共可以走向光明新生的门，但随即被党魁江泽民彻底堵死了。中共选择了走向深渊的疯狂之路，日益打压各种被压迫而和平抗争的民众。因此，4.25这一天也开启了中国人精神运动之路。在法轮功群体11年多的不断讲清真相中，中共的邪恶本质越来越被世人认清。中共没能铲除法轮功，反而把自己打倒了。

反思历史对比现在，如果说30年前中共理智地解决了知青问题，给了国民一个中共从良的幻想，那么在经历了89爱国学生被戮杀，经历了99法轮功群众被污蔑镇压至今后，再看看维权律师被打压，正义之士被失踪，如果谁还对中共从良抱着幻想，为中共的维稳谎言站脚助威，那只能凸显其是非不清、良知无存。

4.25的真相不难找到看到，如果人能理解知青上访的合理性 ，那么理解法轮功群众的上访又有何难？如果因为他是法轮功，你不是，因此就对法轮功的被迫害无动于衷甚至替中共说话，我只能为你深深悲悯。因为善恶的选择中，我真不希望你站在恶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