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争取的是政治自由，现在风起云涌的群体抗暴大多为的是物质利益和官民仇恨，而法轮功“四二五”上访则是为了纯粹的信仰自由，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自由，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提升道德的自由，也正因如此，法轮功“四二五”上访以及过去十三年反迫害极其平和理性。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到这30年来中国大陆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中，就更能看出“四二五”上访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四 二五”上访是指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局 负责人与学员代表座谈。在对话中，法轮功学员提出了三点要求：1）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2）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 境（97－98年公安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并骚扰法轮功学员）；3）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到了晚 上9点多事情有了初步的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群众随后静静地散去。事件和平落幕。“四二五”上访事件并不是孤立的、突然出现的一个事件，是 有关部门压制炼功群众，而炼功群众试图维护自己信仰自由权利的一个自然发展。

不幸的是，三个月之后的7月20日，急于树立淫威的江泽民发动个人战争，胁迫中共倾一国之力全面迫害法轮功。

这 场迫害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共追求GDP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不少人对突如其来的文革式的迫害表现得漠不关心，理由就是经济在发展，先不管别 的。中共官员在面对国际上的人权谴责，常用的回答也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发展，解决了多少温饱。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成了中共忽悠大陆百姓和愚弄利诱国际 社会的筹码，成了中共压制信仰自由和毁灭民间道德觉醒的托词。

然而，老百姓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巨富阶层的迅速崛起， 另一方面是对广大低层群体的物质利益的疯狂掠夺和对人民生命的极端漠视。农民失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工人维权，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等引发了大规模的 群体抗暴潮。中共的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的暴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中国社会再次进入动荡时期。

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 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 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由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群体事件在政府封杀之前就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和关 注。

社会动荡在表面上看，是官民之间的利益争夺。其实，伴随着的还有另一条暗线，就是社会整体性的道德滑坡，这是以无神论为主导、以牺牲道 德为特征的中共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2011年4月，总理温家宝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 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中共喉舌《求是》杂志在2012 年元旦、2月和4月连发三篇论中国“道德现状”的文章。虽然作者是为了给中共造成的道德滑坡寻找可笑的借口，但是如此高调谈论“道德”，可见中国道德危机 之严重。

在层出不穷的群体抗暴背后，每一件其实都是道德滑坡的写照，比如官员的贪婪腐败，执法人员的不公正和漠视生命，利益集团勾结黑社会 强取豪夺等等。人们渴望一个讲究诚信、善良，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出路在哪里？有人呼吁加强法治，可是，法律总是由人来执行的，如果人的道德败坏了，民主、 法治岂能是灵丹妙药？有人呼吁政府重视道德教育。可是，道德管的是人心，而政府管的是人的行为。靠政府或者政治运动来重建道德只能适得其反，历史也证明权 力不能重建道德。不受约束的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根源，以无神论为信条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更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道德重建必须来自人的内心的改变，来自理念和信仰的约束。可以说，信仰的自由，是中国走出道德危机的第一步。这不是要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政府不做什么。有信仰的人，会发自内心地想要做好人。政府能做的，就是给人民这样的权利，而不是去横加镇压，残酷迫害。

面 对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乱象，回首1999年的“四二五”万人大上访，法轮功学员维护信仰“真善忍”的自由，争取做道德高尚的好人的权利，就愈加显示出其辉 煌的历史意义。江泽民没有顺应天意，不但没有正面回应“四二五”上访，把信仰自由还给法轮功学员，反而以此作为全民迫害的借口。江泽民毁灭的不光是千千万 万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更是对中华民族道德根基的斧底抽薪。单凭这一点，江泽民就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