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暴政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了谎言与诱骗的时代。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

时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对新闻媒体，包括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等实行严格的管制，建立起德国文化协会。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热心于纳粹事业的人，在政治上和纳粹保持一致，什么新闻可发，什么新闻能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机构的审查和许可等等，整个德国的舆论完全处在了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

通过宣传机器喋喋不休的灌输，德国人民接受了纳粹的一整套思想：纳粹专政具有合理性，其价值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

相信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这样的历史悲剧本不该重演，但今天却正在你我身边同样上演。当年戈培尔的宣传部早已搬到了中国，宣传手段更加多样，但其实本质如出一辙。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中共是戈培尔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抹黑法轮功，为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其控制的两千家报纸、一千多家杂志、数百家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运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造势宣传，将这些谎言灌输到中原大地每个角落和世界许多国家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间，中共媒体配合迫害法轮功需要撒下了大量弥天大谎，堕落成最大的谎言制造者，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诬蔑报导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三十余万篇次。

电视作为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形式，以声音和图像相结合，给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而且覆盖面大，普及率高，综合表现能力最强，具有感染力，对民众的影响更直接、更具有强制性。中共正看中了这一点，炮制出了一系列伪案，在电视中滚动播出，为打压进一步升级找借口。如所谓的“一千四百例”、“天安门自焚”伪案、“京城血案”、“浙江毒杀乞丐案”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欺世谎言中，最具煽动性的莫过于在迫害法轮功走向穷途末路时，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在电视播出后，本来难以为继的迫害得以全面升级。

中共在抹黑法轮功的同时，全力封锁消息，禁止海内外任何法轮功的正面声音。十几年来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口径，一种论调，舆论高度统一，营造了文革式的黑暗恐怖。而且每当人们的记忆中对法轮功的仇恨稍有淡忘时，中共便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进行新一轮的洗脑，开头提到的凌海市电视台如此，近期波及全国的所谓“对邪教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更是如此。

《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讲的非常精辟：“历史上任何一个流氓无赖，都没有像江泽民和中共的弥天大谎来得彻底，来得无所不在。它针对每一个人心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用各种各样的谎言，全方位地来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让人接受谎言，以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

“你相信政府不会再撒那么多谎吗？它就把谎越来越大地撒下去，从自残自杀到自焚，从杀亲人到杀他人，从杀一个人到杀一群人，多得让你不得不信。”

中共的宣传确实奏效了，一些中国人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甚至连法轮功的法理“真、善、忍”都没听说过，但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仇恨法轮功的思想。一提到法轮功就想到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邪教，自杀等等，而且还不自觉地把他和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联系在一起，无意中充当了这场迫害的帮凶！当这些观念被塞进人们的头脑后，血雨腥风的迫害便登场了。

在江氏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无数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更令人发指的是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制造了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十九年来，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四千一百八十二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是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而得以核实的案例，只是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因为中共竭力掩盖其犯罪事实，太多的案例仍然被掩盖，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案例数量，因为中共焚尸灭迹，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

前车之鉴

纳粹固然猖獗，但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而造谣者只能吞下自己种的苦果。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德国总理，不久后自杀；五月一日戈培尔夫妇先让纳粹军医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之后两人一起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外自杀“以身殉党”，死后尸体被党卫军成员浇满汽油焚毁。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德国纽伦堡大审判，二十一名纳粹战犯被告上法庭。在审判中，犯下累累罪行的大部分战犯在自我辩护中都说：“我没罪”、“我在恪守职责”、“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等等。他们狡辩的理由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杀害犹太人是按照国家法律行事的。

执行法律的人就不受法律追究吗？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这个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正基于此，纽伦堡审判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历时七个多月的审判，最终有十八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十二人被判处死刑。纽伦堡大审判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保护了人类的和平，也在良知层面建立了一个道德标准。

德国人也对纳粹战犯的罪行进行了反思，因为当初很多人认为造成这次灾难主要是领导人的责任，下级只是服从命令，所以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中下层军官。受波兰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的审判的启发，德国也于一九六三年在法兰克福开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中下层管理人员进行审判，审判中确立了“服从上级命令即是谋杀共犯”的原则。“服从即是犯罪”的思路形成后，一九七九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溯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

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虽然还在继续，但人间自有正义。在海外从二零零二年以来，江泽民及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致真、黄华华等近六十名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遭到刑事控告其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在中国大陆，自二零一五年五月起，已有超过二十万人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对于众多的迫害参与者，法轮功学员虽然没有起诉，但不等于他们没有罪，这是给这些人悬崖勒马，将功补过的机会。只要你是迫害群体中的一员，你就是有罪的，因为中共及江泽民再邪恶，靠他一人或几个人迫害不了那么大的群体，服从者帮助他完成了罪恶，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正如德国对待纳粹战犯的审判原则一样，无论有没有直接杀人都得清算，因为你充当了犯罪工具。

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那些积极参与的党羽即使暂时逃脱法律之网，也逃不出天理之网，恶报时刻会以各种方式降临到其头上。薄熙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郭伯雄、王立军、万庆良等中共高官锒铛入狱，表面上因为贪腐，在政治斗争中被剔除，实际是遭到了天谴。

很多参与造谣的电视人也遭到报应：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李东生获刑十五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二零零八年死于胃癌和肝癌，时年四十七岁；最具代表性的是播音员罗京，作为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二零零九年死于淋巴结癌，死前舌头溃烂、无法言语，这昭昭果报不正是上苍警示世人吗？

紧跟央视进行造谣宣传的地方电视台追随者也未能幸免：原辽宁广播电视台台长史联文遭恶报被判无期；原大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王卫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重庆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被判十七年，殃及兄弟被判十二年，儿子吸毒死亡；原昆明电视台台长孙福遭恶报患直肠癌死亡等等。

香港的凤凰卫视中文台貌似公允，实质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凤凰卫视播放大量恶毒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充当着助纣为虐的帮凶角色。多行不义必自毙，凤凰卫视的参与人员纷纷遭到报应：如二零零二年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遭“双规”，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二零零四年六月，凤凰卫视前副主席周一男更惨遭灭门之灾。

兼听则明

媒体应该是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载体，但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成了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为迫害善良找借口的工具。但谎言虽然可以蒙蔽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某些人很久，但却决无永远蒙蔽所有人的可能。

与戈培尔相反，另一位德国军官的故事值得我们深思。冯·法尔肯豪森中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在中国担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时，与国民党军官钱卓伦成为挚友。回国后在任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时，旅居比利时的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多次求见法肯豪森将军，请求他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释放抵抗纳粹的比利时人，有许多人因此获救。

德国投降后，冯被引渡到比利时，作为德国在比利时的头号战犯接受审判。钱秀玲到处奔走呼吁对他的功过应该全面评价。她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做过一点事情，国家因此授予我勋章。我的成功恰恰就是因为冯·法尔肯豪森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最后因为冯·法尔肯豪森作为德军占领军的首领，对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冯服刑三年多，被提前释放，与比利时著名的反德国纳粹女英雄希茜拉·温特携手回到德国的波恩定居，八十八岁去世。与其他纳粹军官相比冯的结局是不错的，这都缘于他的正直、善良，能听取别人的建议。

其实人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环境中，这真的很难。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听听不同的声音，对我们正确判断没有坏处，凭大家的智慧，多问几个为什么，一定能得出明智的结论，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不妨领略一位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时的精彩陈述：“各位法官、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今天我站在这里，为坚守自己信仰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来维护他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都是好事，有功而无过。然而当法轮功被昭雪平反那一天来临，当你们站在被告席上时，还有谁用什么样的法律来为你们辩护呢？这是我最担心的。”发自肺腑的话语值得每一位参与迫害者深思，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一个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

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静下心来，冷静分析一下形势，辨一辨方向，就能找到自己；当命令与良知冲突时，守住良知，真正自己作出理性抉择，就不会留下遗憾。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当中共这个危墙倒塌时，如何及时躲开，保得性命，这是当下每个中国民众必须面对和需要慎重思量的。

法轮功学员没有世人的仇恨，在承受十九年的残酷迫害中，不但没有放弃信仰，还冒着生命危险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给各级官员讲真相，给被欺骗的百姓讲真相，只为了可贵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谎言，从它的罪恶链条中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