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電視台「傳奇時代」欄目與國際著名漫畫家郭竞雄先生联手制作并推出基於真實故事的動畫新片 -《扶搖直上》。 七歲的漂亮小姑娘扶搖，是播音員爸爸和教師媽媽的掌上明珠。她平靜幸福的生活卻在一夜之間消失了。當失去爸爸的呵護時，她還有媽媽相依為命；但當媽媽也與她天各一方時，她又將如何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這不是一個悲苦的故事。恰恰相反，這是一個講述愛與力量的故事。 敬請關注：《扶搖直上》 – 2020年冬季隆重推出。
【大纪元2019年05月23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Charlotte Cuthbertson纽约报导，张小清编译）这次抓捕之前，她已经历过八次关押审问，但这次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天津宁河县一所市重点小学任教的王会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对象，抓到她的警察会有奖金犒赏。
一名警察兴奋地用步话机向“国安”喊话，“又发现一个炼法轮功的！”王会娟回忆说。转眼之间，一群警察已经上前，把乘客都赶出候车室之后，将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车站警察搜查王会娟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传单和DVD，这些资料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体谎言背后的真相。警方要她说出资料是谁给的、在哪里做的。
在看守所，她奋力反抗，警察绑不住她，就抓住她的头往暖气片上撞，还抄起办公桌上的铁尺抽打她的头和脸。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当时就想着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同修。”在纽约的寓所里，戴着助听器的王会娟平静地说，“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接下来七年，王会娟是在狱中度过的。与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分离的她，承受了各种迫害，包括强制洗脑、酷刑、毒打、通宵罚站、被限制上厕所、限制洗澡……
为抗议迫害，她两次绝食，期间被野蛮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体都受到极大伤害；监狱还用女儿的人身安全威胁她。
“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转化’你，就是要你签字声明不再修炼法轮大法”，王会娟说，“如果你不转化，他们就不会让你见家人，你会被单位开除，同事也有麻烦，警察会被罚，他们有指标。”
而如果签字转化，心理的折磨不会就此结束——你会成为转化其他修炼者的工具。
（左起）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在纽约皇后区的寓所合影。因修炼法轮功遭受多年残酷迫害，一家人于2014年逃离中国，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迫害出台
十年之中，王会娟和丈夫李振军多次遭强制洗脑、劳教和判刑，仅仅因为他们拒绝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的原则。在夫妇两人开始修炼的1998年，中共国家体总曾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7.9%；到1999年，官方估计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当时中国大陆的公园里，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大批民众集体炼功。
然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法轮功的普及引起了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妒忌与恐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迫害，密令以“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在“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
江泽民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610办公室”，这个“法外”机构、盖世太保组织听令于江氏集团，专门指挥和实施迫害法轮功。在工厂、学校和国家机关，内部都有“国安”人员，其职责就是确保所有人和党保持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政治企图，该组织在2000年3月的声明中写道，“绝大部分受迫害者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和平地行使信仰、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后至前）李振军、李扶摇和王会娟在纽约家中打坐。一家三口有时还不敢相信他们已获得自由、家庭团聚。(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被剥夺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进洗脑班、劳教所时，扶摇才6岁。
“我很困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如今26岁的扶摇说，“但我知道父母是对的，他们在坚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经受着方方面面的考验。在学校，她处在老师的严管下，同学躲着她，甚至向她的课本上啐口水，几个同学将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边的岁月里，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年过七旬的老人担心着儿子儿媳的安全，为了孙女能缴上学费，还两次带小扶摇去公安局讨要警察抄家时抄走的1万元现金，却遭到蛮横拉扯，最后被告知这钱是“法轮功活动费”，不能退。
王会娟入狱第二年，家人也曾去学校讨要她被拖欠的工资，却被告知“案子破了”（指她被抓），工资给办案警察发奖金了。
（左起）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1995年合影。 （李振军提供）
从扶摇平和的神情语气中，你感觉不出丝毫的怨恨，她说，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没有犯罪，“我非常尊重他们所做、所承受的一切”。
王会娟则说，想到和女儿分离的岁月，她仍会心痛，“我被带走后，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她太小了，怎么面对这一切？”
她回忆，一次扶摇来监狱看她，她问女儿：“你是愿意我转化、回家，还是坚持信仰、不昧良心说话？我说真话，他们就关我。”
王会娟说，“我哭了，她用手给我擦去眼泪，自己一边流泪一边说，‘妈妈，坚定正念。’”
被迫选择
第一次去北京抗议迫害时，扶摇的父亲李振军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呼吁“还法轮功清白”，那里也是六四屠杀的发生地。
“早上我抱着女儿，我哭了，心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李振军说。那时的他是天津市宁河区广播电视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议的危险，1999年7月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投入劳教所和洗脑班，随之而来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时有耳闻。
而通过炼功，他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医院告诉他根治不了。从那时起，他开始炼功学法，不到一个月，身体就变得非常强壮。
“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是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李振军
这促使他下决心去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应该获得在中国自由修炼的权利。”李振军说，“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他几乎一走上广场就被抓了。几天后，李振军被判劳教三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着一张纸念出对他的判决。没有罪名，没有指控，也无法上诉，只因为他修炼法轮功，等待着他的将是多年的非法监禁。
“我是个好公民，这没有任何意义。”李振军说。
李振军在纽约曼哈顿讲述他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 (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警察让其他劳教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强迫他换上深蓝色的劳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间小屋里的上铺，屋里挤着六张双层架子床，没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来被子，就只有这条被子可盖。
“因为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疮或皮癣”，李振军说，“到夜里，身底下会出现很多的臭虫，叮咬人后，人会痒得难受，身上会出现红疙瘩，几天也消不下去。有时睡梦中感到身下痒痒，马上坐起身来，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虫。”
每天早上5点，劳教人员就被喊起床，准备劳动；要把被子搬到另一个屋藏起来，然后用警察发的雪白床单铺在床上，把军绿被子叠成“豆腐块”一样的形状，小心翼翼放在床铺一头，从外观上看整齐光鲜。铺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应付上面派人检查而装饰门面的。
伙食更是无法下咽。
“饭盆内的菜汤上面漂着飞虫的尸体，这是菜没洗过就倒进锅里煮的痕迹”，他说，“稀饭是兑了自来水的，几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军看到茄子或胡萝卜烧的菜还会犯怵。
劳教所每天只给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经常能从馒头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面的，中午给的稍微白一点。”他回忆说。
两年多时间里，忍受着饥饿和折磨，李振军每周劳动七天、每天14个小时左右，在一个肮脏凌乱的屋子里为2002年世界杯缝制纪念足球，没有分文报酬。
第一次被非法拘捕时，李振军在受审讯时遭受了“喷气式”酷刑，以这种姿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一名警察将李踢到地板上，继续暴打他。（明慧网）
他每天必须缝完四个球，这个工作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个球32片皮子——20片六边形的，12片五边形的，需要缝大约1,800针，每缝一针，两个胳膊都要向两侧伸展一次。日复一日接触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经常感染、流血化脓，特别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时候。
“从早上6点至少要干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2次去厕所的时间，每次不超过5分钟”，李振军回忆说，“我算是干得快的，完不成的人会遭到殴打。”
在那里，想讨好警察的犯人经常毒打法轮功学员。李振军说，这些犯人通常是劳教所里最坏的，比如殴打他的人，就是因为私设监狱、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劳教的。
每晚9点到11点，不管奴工劳动是否结束，李振军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坐在小凳子上“学习”2个小时。“学习”就是身体必须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不能说话，不能动；如果彼此看一眼，马上就会招来一阵暴打。
扶摇一年中只能见爸爸两次，隔着玻璃、通过话筒对话，她会鼓励爸爸坚持下去。
“扶摇经常给我写信，说‘你必须守住原则’。”李振军说。
劳教结束后不久，他再次被抓捕，这次被判刑四年。
举国之灾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发言人莱维·布劳德（Levi Browde）表示，受这场迫害直接影响的中国家庭，数量难以统计。
布劳德在电子邮件中说，迫害开始的1999年，有7,000万到1亿中国人在修炼，这意味着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成为“国家的敌人”。
“占整个人口十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你诋毁他们、让家人反对他们，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灾难性的。”他写道。
布劳德还表示，中共政权迫使家人反目是其惯用伎俩，它通过恐惧确保对民众的控制，这种伎俩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一再被演练和强化。
“某种程度上，迫害法轮功只是共产党钳制民众思想心灵的最新‘抽风’之举。”布劳德说。
在可以选择保全家庭时，为人父母的法轮功学员为何选择继续修炼？他解释说，“法轮功代表着他们在心灵层面真正的自己，所以你（中共）是在要求他们扼杀自己的精神。而且，即便他们‘声明放弃’，他们也不会清静。他们经常被迫和中共同流合污，去‘转化’其他人……所以这还不仅仅是放弃真正的自己。”
牢狱之后
（左起）李振军、李扶摇、王会娟2011年12月17日在泰山合影。（李振军提供）
王会娟获释后，一家人终于在2009年团圆；李振军在2006年11月出狱，那时扶摇已经14岁了。
王会娟无法再回学校任教，而李振军在第一次被捕时就离开了电视主持人的位置。
夫妻俩开了一家婚庆服务公司，在主持婚礼的过程中，也和接触到的人分享亲身经历，帮助他们了解这场善与恶的较量。
王会娟说，他们夫妻没再次被送回监狱，因为“有人知道我丈夫和我都是好人”，从而暗中相护。而他们决定离开中国，部分是因为担心牵连别人，同时也顾及家人的安全。
“我心里总有种担心，害怕我们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我们总担心警察来敲门，担心家人被抓，担心女儿被抓。”她说。
抵达自由国土
2014年，他们看到了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庇护的机缘。
申办护照时，他们遇到的情形，一度让人紧张得感觉空气快凝固了。到最后的环节，他们按要求打了电子指模。“两个办事员僵在那里，面面相觑”，李振军回忆，“然后其中一人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指示他们给我们发护照。”
夫妇俩于2014年7月15日抵达美国，扶摇随后也从澳洲来和他们团聚。
“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王会娟
李扶摇在纽约家中打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当我们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担心、焦虑无影无踪了，内心终于平静了。”王会娟说。
“但心灵的创伤很难抹平”，她接着说，“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2016年末，一家人得知，家乡天津的20名法轮功学员在12月7日这天遭到绑架。王会娟说，她立即打电话给当地看守所，要求警察释放他们。
“我认识其中一些同修，我想尽我所能营救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我遭过的罪。”她说。
在纽约，只要有时间，她就去热门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发放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
王会娟在纽约曼哈顿帝国大厦前举展板，帮助中国游客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今年47岁的李振军主持着大纪元一档广受欢迎的时事评论节目，同时担任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新唐人通过卫星向全球华人放送真实可靠的新闻，这个位置对他非常合适。
扶摇也追随父亲脚步，学习了播音、主持和电视制作。她也来到新唐人，现在是新闻女主播和一档传统文化节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新闻报导，那些图像都让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忆。”扶摇说，“但正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在发生，我们有责任揭露它们。”
一家人住在皇后区一间简朴的公寓里。这是幸福的一家人，彼此很亲密：王会娟帮女儿撩起掉落在眼前的发丝；李振军轻轻拉着妻子的手；他们凝望彼此的眼神，好像仍然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在一起。
（左起）李振军、李扶摇和王会娟在纽约皇后区的公寓里打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而痛苦的记忆从未走远，王会娟说：“有时，想起在监狱里的经历，我知道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活不下来的。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痛苦。”
“你不是坏人，你还想做一个更好的人，但这个政权用最野蛮、最邪恶的方式——是好人无法想像的——对待这些法轮功学员，来摧残他们的心灵，试图摧毁你做人的底线，不是从身体上，而是从心理上让你发疯，让你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估计，每三天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这还只是有姓名可查的可靠案例。
（左起）2019年5月16日，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在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7周年曼哈顿大游行中。（施萍／大纪元）
附：李振军王会娟夫妇受中共迫害时间表
李振军王会娟夫妇受中共迫害时间表。（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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