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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纪录片】飞向自由的海鸥

文章出处:youtube: Seah 独立纪录片 发布时间:2021-08-01 作者: 点击:

 
【宇明网】

 
在我十年冤狱的最后期,
对我的看管稍微放松了一点,
那我就可以到监区走一走。
在监区有一只鸟笼,
里面有一只小鸟和我特別亲近,
每次我去喂食时,它就在我手里啄食。
我对它有一种特別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它的处境和我是一样的,
我就想满刑之前一定要把它放了。
但是,神奇的是,
我还没有满刑,有一天,这只小鸟突然不见了。
看管鸟笼的人告诉我,
鸟笼底部发现一个小洞。
这只鸟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这是我十年冤狱最后期感到最高兴、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
就非常认同“真、善、忍”的道理,
觉得做人就应该按照这个去做。
我在重钢职工医院门诊部上班的时候,
有一天来了一个老太太,
她是重钢的退休工人。
她来看病的时候,你可能想像不出她穿了一件什么衣服,
她居然穿的是壽衣!
就是人死了进棺材穿的衣服。
我非常惊讶,就问她:
老婆婆,您怎么穿这个衣服?
她就告诉我:我病了一天,
没有吃东西,我很难受。
而且我是一个孤老婆子,没有亲人,
我怕我死了没人帮我穿。
我听了很难受,赶快给她做了检查,
对她说:“婆婆,您的病不严重,我一定给您治好。”
然后我跑到楼下小卖部给她买了一些食物,
又掏钱帮她付了药费。
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进监狱后,
这件事在当地就传开了。
很多重钢的退休员工跑到医院门诊部去问:
小何医生到哪里去了?
听说我因为炼法轮功被抓了,
他们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有的人还哭了,
说整个这个社会完全颠倒了。
何海鸥,这位众口皆碑的好医生,
仅仅因为在遭受迫害时为法轮功喊冤,
就被中共非法判以十年重刑。
从29岁到39岁,
人生中最具活力、最有作为的岁月,
他是作为重刑犯被关押在重庆监狱。
在历尽种种魔难与无名的心灵折磨之后,
海鸥终于像小鸟一样冲出牢笼,来到美国,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飞翔。
何海鸥出生在四川西昌,
1994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
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他的哥哥、父母、姐姐也先后都走进了修炼,
一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何妈妈修炼前是几十年的老病号,
饱受病痛折磨。
我那时得的病是肝内胆管结石,
医院已经没办法治了。
西医跟我讲,不能动手术,
动手术我这个人就没用了。
因为她这个(石头的)位置很深,
是在肝脏小胆管内,
无法开刀。
如果开刀,就要把肝脏切掉很大一部分。
西医没法治了,
医生说,回家养病吧,
吃好点,耍(玩)好点。
然后,我又到成都中医学院,
中医看了,也说没有办法,
如果用保守疗法,给你吃中药,
要把肝脏深部位的结石化掉,
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满五十岁就赶快退休了,
因为身体已经不像样,
瘦得只剩79斤。
听说气功是能够治病的,
在书摊上看到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
我翻开看了看,
发现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不知道的,
因为我也学过其他门派的气功。
於是,我就买了一本回去,
照着书中师父教功的动作学功。
这时神奇就体现出来了:
我家有一面墙的大镜子,
我对着镜子炼功,想看看自己的动作是不是做对了。
我就看到镜子里面一身金黄(衣服)的人,
我一看,这不是师父吗?
他在教我炼功,
我就跟著炼,完全学会了动作。
我开始看《中国法轮功修订本》,
原来练气功中的很多疑问都得到瞭解答,
我一下就明白了,
也知道自己想修炼。
一个道家的人曾经提醒过我。
在火车上碰到一个道家的人,
他说: 我上火车就想找一个有仙根的人,
找来找去就是你。
你还在上班吗?
我说我还在上班。
他说你不该上班了,你要修炼了,你是有仙根的人。
我就想找什么方法才能够使自己修炼呢?
一看到《法轮功修订本》,就想:啊呀,
可以按照这个来修炼了。
我是1995年8月份得的法。
一个多月后,
我的肝内胆管结石突然一下痛起来了,
痛痛痛,痛了几个小时,就睡着了。
老伴看我睡着了,就放心了。
等我醒过来之后就完全好了,
就再也没有发作过。
就那么一次性的全部给拿掉了,
我就知道是师父给我拿掉了。
何海鸥的哥哥何海鹰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
先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哈佛大学癌症中心
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海鹰於1995年3月在美国开始修炼法轮功,
不久,长期折磨他的严重胃病也不翼而飞。
因为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有些病,
医药是解决不了的,
特別是慢性病、绝症,医药是治不好的,它能维持。
像急性感染这类,医药还是有效果。
对一些很复杂的慢性病、
现在医学不能解决的绝症,
很多人炼法轮大法后痊愈。
我知道这是非常有奇效的。
我在波士顿遇到好多
在哈佛、麻省理工做研究、念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年轻同修,
这些人是有比较严谨的、比较科学的思考后开始修炼的。
1999年7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撕碎了这个修炼之家。
何妈妈成为当地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海鸥和妻子双双被剥夺了做医生的资格,
被发配去看大门和洗衣服,
夫妻俩多次遭非法关押,
最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重庆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遇了类似的迫害。
面对中共电视、电台、报纸
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抹黑,
海鸥与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凑钱,买了一台速印机,
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
2000年10月初,重庆市区一夜之间
出现了上万张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传单。
我记得那是2000年10月3日,凌晨四点多钟
我们联系重庆主城区的许多同修,
同时上街张贴了上万张真相资料。
那份资料的标题是
《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
内容是揭露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
整个重庆八个主城区张贴了上万份,
这件事情当时影响非常大,
《重庆晚报》登了这件事情。
我们是从2000年7月开始印刷真相资料的,
到10月份就出事了。
那是十月二十四日,
我和妻子去给一位同修送资料。
我们从他的店里出来,往回赶,
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
一下围上来八个警察,
他们动作非常快,四个对付一个,
马上开来两辆车,
把我们架上车,就拉走了。
主要负责印刷资料的同修联系不上我,
知道我可能出事了。
几天之后,他跑到我被抓的地方想瞭解一下情况,
结果他又被人举报,警察把他也抓了。
警察根据他手机上的电话号码,
查到了印刷资料的地点,
前前后后抓了十多号人。
后来警察说,
我们总共印了四十多万张法轮功资料。
当时我们不知道,速印机上有个数据记录,
每印刷一张纸都有一个记录,这个数字非常大。
几个负责的同修判的都非常重,
主要负责的同修被判了十二年,
我被判了十年,另外两个同修判了九年和八年,
其中一个还是老太太。
举报我们的人,他本人不炼功,
他的亲属是法轮功学员。
警察威胁他:你要不给我们当耳目,
不给我们报告消息,我们就要抓你的亲人,
并且要把你的小店关掉。
我知道这件事情后, 我对他没有一点怨恨或者愤怒。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而且是一个受害很深的人。
中共这种邪恶的体制,
就是中共它不但自己要干坏事、要犯罪,
它还要胁迫很多软弱的人,
跟著它们一起去干坏事,一起犯罪,
其实就是在毁人,这是中共最邪恶的地方。
在我被抓的第二天,
我就被送到看守所。
当时我想,可能就是关1、2个月就回家了。
因为当时满大街都是拿着告状信喊冤的人,
我也就是等于为法轮功喊冤。
当时看守所的其他人也说,
你这个就是关几个月,
让你吃点苦头,就回家了。
后来,判决书下来,我看到是十年!
我感到震惊,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同时警察又告诉我:
你的母亲和姐姐也被抓了,
都被判了一年半的劳教,
你父亲算是最好的,只是拘留。
中国过去有句话,
形容人们心痛的感觉——撕心裂肺,
我当时体会那不是形容,
真的感到自己的心、肺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我拿到十年判决书的时候,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当时一个牢头震惊的表情。
他说,你们就炼一个气功,
怎么这么对待你们?
就像满门抄斩一样!
共产党简直太绝情,太歹毒了。
我们黑社会都干不出这种事情。
迫害后,何妈妈首先被劳教,
接着海鸥和他的妻子在重庆被抓,
没多久,海鸥的姐姐海燕也被抓了,
家里只剩下何爸爸一个人。
我被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和另外三个同修一起协商著
写了一篇讲真相的稿子,
题目是《谎言一捅就破》,
主要内容是针对
中共对法轮功的虚假的宣传、抹黑的宣传,
一条条破解它。
因为这件事,我被判了一年半劳教。
我爸以前很显年轻,很有活力,
自从我们家几个全部被抓以后,
很短时间他一下老了十几、二十岁的样子,
显得很苍老,人也很消瘦,
始终眼睛里好像含着泪水。
我在这边(美国),
我的压力比我父亲少很多,
毕竟隔得远。
担心,理智上知道,
担心避免不了,但也鞭长莫及。
我们能做的就是
呼吁国际社会来关注、
来终止这场迫害,
因为这不只是我一家的事情。
当时感觉整个家都被撕碎了。
因为我们家有3个人关在不同的地方,
父亲天天就到处跑,去看这些人。
他要去看我们,
我关在西昌,四川省最南边,
然后到成都资中女子劳教所看海燕,
看完海燕,又要去重庆看海鸥,
又到小南海(重庆附近一洗脑班)看媳妇(海鸥的妻子),
一个一个去送东西,
一个一个去送点钱。
他说,每次走去又走回来,精神全垮了。
有一次打电话,他哭得很伤心,
他说我妹妹没有消息了。
他打电话到劳教所,劳教所说没这个人。
我就打电话到楠木寺劳教所,
楠木寺回答:没有这个人,你打错地方了。
我说我是她哥哥,从美国波士顿打电话来的,
她怎么样,是死是活,你得给我们个消息,
我父母很担心,这样要出人命的。
那边很冷淡,很冷漠,应该说很冷酷。
没有这个人,她就消失了。
那时明慧网每天都有报导
被迫害致死的,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我们就非常担心。
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
他也是610的头,
到美国进行所谓的访问,
我们就动用了法律手段起诉他。
我哥哥他们在海外起诉周永康之后,
有一次周永康出国,到了美国,
到了机场还没出机场,
就把法院的传票递给周永康,
他的工作人员不明白是什么,
接过去了,也不懂是什么,就给了周永康,
周永康看都没看就簽了字。
簽完后再仔细一看,
才知道是法院传票,他就不敢出机场了。
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为了避免这件事情
在国际上继续闹大,
就改善了一下我的处境,
把我从“小间”里放出来,放到普通监舍。
我记得我是在2002年4月被送到监狱去的,
因为我一直拒绝所谓的“转化”,
他们前前后后把我转移了四个监区。
他们在监狱里对我使用的迫害的手段,
我就只有一个感受,
就是你翻遍词典,
你都很难找到一个形容词,
来恰当地形容他们的邪恶和卑鄙。
我刚进监狱没几天,
他们就给我做心理测试,
有好几百道题。
我当时并没想太多,
只是觉得我炼法轮功做好人,
我是一个心智很健康的人,
正好证明给你们看。
所以我就认认真真的回答了所有的题。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搞这个心理测试的目的,
不是关心我的健康,
是为了分析我的性格弱点,
寻找心理上的突破口,
他们觉得这样有利于他们对我进行“转化”。
在监狱里,他们对我采取的
一个主要的迫害方式,
是贴身紧逼式的包夹(监视),
他们安排了5个犯人,
最多的时候9个人,24小时轮班,
对我进行贴身紧逼式监视。
到什么程度呢,
哪怕洗澡、去洗手间,他们都要有一个人盯着。
用他们的话就是“最大限度地对我施加精神上的压力”。
甚至我睡觉的时候,
都要在我床前摆一张桌子,
包夹人员就在傍边做记录。
每小时对我进行全方位的记录。
包括白天也是,我和谁说了话,
说了什么话,几点刷的牙,
几点洗的脸,一举一动,全部要记录下来。
记得当时一个包夹人员说:
如果我是你,不到一年就会发疯的。
我去看海鸥的时候,监狱不准见,
我说理由是什么?
“你是炼法轮功的,
所以不让你见,见了你就对他有影响。”
我说不是我影响他,
是他自己明白法轮功好,他才不“转化”,
这一点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们可以去调查,他在学校就是好学生,
他在重钢医院的表现众口皆碑。
那时,重钢下岗的工人很多,
他看见人家贫困、没有钱,
就把自己的公费医疗拿出来,给病人付药钱。
有一个老太太,身体相当差,
他说你这个病需要补养。
老太太说,没有钱呀,儿子下岗了。
他马上就从口袋里掏出钱,说你拿回去买只鸡。
很多事情都是医生给我讲的,
我去海鸥工作的诊所,
想给医生讲真相,他们反过来告诉我:
你这儿子真是太好了,
我们这里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
我们开药都是开高价药,
我们才有奖金。
你那儿子就坚持开平价药,
给那些没有钱的病人,只要能治病就行,
不开高价药,这样他就没有奖金了。
他们还给我讲了一个例子,
说你那儿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呀。
有一次要提工资,
只有三个名额,考试的时候,
海鸥考了第二名,
本来该他提工资,
但第四名是个老医生,
接近退休了,在三名以外,
你儿子就这么大方,
把名额让给了那个老医生。
我们都觉得这样不容易了,
工资一让可就是让一辈子,每个月都拿的。
所以我到监狱就和他们讲真相:
我这儿子是个好儿子,
众口皆碑的好儿子,
他做好事,做善事,心地这么善良,
要叫他怎么“转化”啊。
在监狱十年期间,
我觉得我跟他们就像在拔河一样,
他们想把我拉过去,
其实我也想把他们拉过来。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
每个人都有人性在。
确实,在监狱这个非常严酷的环境中,
我也看到了一些人性的闪光。
有一个警察,他是直接负责我的,
长期要跟我进行谈话,
在经过很多次的谈话之后,
有一天,只有我们两个人,谈了很久,
他问了很多问题,之后,他沉默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海鸥,如果是在社会上,我会认你做个朋友。
当时我觉得自己眼泪都有点要上来了。
我在监狱期受了很多迫害,
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但是他那时人性善的表现,
让我觉得自己的苦没有白吃,
我觉得他说这话的背后,
不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其实是对法轮功的肯定。
还有一个犯人,要满刑了,
他来跟我告別。
他拉着我的手说:
海鸥,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我都听明白了。
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上了和你一样的路,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我的领路人。
当时我只有一个感受,
觉得自己这十年的苦没有白吃,
只要让这些人能明白真相,
能真正唤醒他们内心的善念,
我觉得吃再大的苦也是值得的。
通过我的家庭我亲人的遭遇,
确实让我明白一点,
共产党的邪恶,
当时江泽民动用610
操控整个国家政权来迫害法轮大法的学员,
它有几个政策,叫做: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其实还有一个,在背后,
它用了一切办法让人放弃修炼,
甚至诋毁大法和我们师父。
它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它是要把一个人从精神上杀死,它们叫“转化”。
它让一个明白了什么是光明、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正义的人
完完全全反过来去做,
违背他的良知、违背他的本性,来扭曲人。
这样的扼杀,
这种精神上的扼杀比任何酷刑更邪恶。
这种邪恶,我觉得要让国际社会知道,
要让历史记住这样的邪恶,
要终止这样的邪恶,使它不再发生。
我被抓的时候,刚刚结婚两年。
我妻子是我在大学读书时认识的,
她是一位性格温和的女孩子。
她和我是同时被抓的,
她在洗脑班被关了半年多后,
送回到原单位。
但是并没有让她当医生,
而是把她发配去洗衣服,
同时只给她发放基本工资。
所以,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2002年年底,有一天,
监狱警察递给我一张离婚判决书。
我当时有点吃惊,因为没有经历开庭的程序,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法院直接就判我们离婚!
在监狱被关押的这段时间,
大部分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处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中,
得不到外面任何的信息,
每天看到、听到、接触到的
就是他们强制看的诽谤法轮功的内容。
他们还强迫我写所谓的“心得体会”,
刚开始是每天一份,后来是两天一份,
再后来是每星期一份。
我就把我知道的法轮功的真相写下来,
从头到尾,关于法轮功各个方面的真相,
我都详细写下来,
但是我每次交上去的材料,他们总是说不合格,
要我继续写。
我后来明白了,他们其实知道真相,
但是他们就是要对我进行邪恶的“转化”,
直到我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
我就想,
你们要一遍一遍重复你们的问题,
我也愿意一遍一遍重复法轮功的真相,
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满刑的那一天,
值班的警察带着我办完手续,
一道一道关卡出去。
那个大铁门一打开,
我首先看见的不是我的亲人,而是政府工作人员。
有610主任、街道办主任、派出所的警察,
还有政法委的一个工作人员,是这么四个人。
我跨过警戒线后,才看到我父亲。
我叫了一声“爸”,父亲一把抱住我,放声痛哭。
这是我从小到大、
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这样痛哭。
我当时感觉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出狱回家后,我一直处在610、
派出所和街道的多重监视下,
在这种多重监视下过了一年多。
有一次,当我母亲和父亲到重庆来看我的时候,
一个明白真相的知情人悄悄告诉我母亲,
我的名字再次被列入洗脑班的名单,
很快我可能又要被绑架到洗脑班进行所谓的“转化”。
这种无休止的迫害,我们全家都觉得难以再忍受下去。
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离开中国,
什么都没带,就匆匆离开了中国。
到了海外以后,我们发现,
中共对我们的迫害一直没有放松,
我们家留在大陆的银行帐号已经他们被冻结,
我父母在老家西昌买的房子也被他们贴上了封条,
等于我父母一生的积蓄都被中共抢走了。
这对我父亲的打击非常大,
当我们到达美国没多久,我父亲就去世了,
我父亲的去世,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
是中共的残酷迫害造成的。
从1999年打压法轮功开始,
我们家不断有人被抓,
长期持续的高压,经济上迫害,精神上的压力,
最后这种压力彻底把他压垮了。
我到美国最大的满足是,
我可以很自由地生活。
在大陆,我们印刷四十万份的真相资料,
结果我和同修加起来被判了将近四十年的徒刑。
到美国后,最初我在一家印刷厂工作。
我参与印刷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我们印刷《大纪元时报》,印刷《九评共产党》。
在大陆,因为多年的迫害,
我几乎失去了一切,
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财产,甚至失去了我最亲的亲人,
都是因为迫害。
在大陆,我感觉整个自己的生活就像处在一个锅的锅底。
到了美国,我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就像从锅底往上走,无论往哪个方向走,
我都是往上走。
而且在美国,除了我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
我还可以讲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邪恶,
让更多的人瞭解法轮功真相,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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